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35章

几个星期之后，一支苏联的代表团飞往法国。

这一回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法国东部的勃艮第。

勃艮第这个地方，外人一提起想到的多半是酒——那里出产全世界最好的葡萄酒之一。可这一回苏联人不是去看酒庄的。

他们是去看鸡的。

第96章 咸海生态危机

养鸡场面积极大，供应了法国东北部接近70%的鸡肉，代表团只能坐着电动车沿着各个厂房参观。

接待苏联代表团的法国厂长其貌不扬，身材看着有些纤细像个文弱书生，戴着一副小圆眼镜，眼窝深陷，留着像卓别林一样的胡子，面容和善。

我们姑且叫他鸡农吧。

鸡农带着苏联代表团进入了养鸡场外的走道，让众人穿上防护服后进入淋浴室。

淋浴室有些狭小，头顶的喷头还有些漏水，铁门上还有着观察窗，这一下子险些给代表团里的老登给干出PTSD来，四十年前他还是游击队员时也进过这种淋浴室，只不过喷头里喷的是毒气而非消毒水。

“看，都可以看，这里没什么不能看的。”

鸡农背着手笑眯眯地看向众人。

这里比苏联人想象的要安静。代表团的人本来以为几万只鸡挤在一块儿，该是吵得没法待的。可法国人的环境控制鸡舍里温度、通风、光照都是调好的，鸡群在自动喂料线两边啄食，偶尔咯咯哒哒几声。

舍里干净，几乎没有味。自动的喂料、饮水、清、粪一套一套地转着，人不多，大部分是机器在干活。

“你这鸡怎么死地上了，会不会是品种有问题啊？我们要在这买的可不是四十天出笼的普通白羽鸡，我们要有品质的，你这鸡...难道有瘟疫？”突然，代表团里的一个毛子指着架子上一只被啄得掉了毛的死鸡对着鸡农说道。

鸡农瞪大了眼睛：“您瞧瞧现在哪有鸡瘟啊？这都是工业化养殖，光是这个厂子就有3万多只鸡，每天死个几只不是很正常吗？你怕有瘟疫我比你更怕呢！”

那毛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行，那给我挑一只鸡，我看看这鸡品相咋样。”

鸡农叹了口气，打开一列架子扫视一圈，不断地轻拍安抚鸡的情绪，然后一把抓住递给那毛子。

“这个怎么样？”

代表团有人问道：“这鸡我们可是要买回去当种鸡的，这鸡能保证健康吗？”

鸡农无语地摇摇头：“我干养鸡的，能卖你瘟鸡？”

“我问你这鸡保证健康吗？”

鸡农不说话了，就瞪着代表团里那个找茬的毛子。倘若这是在某个街边小摊，可能就要为此打一架了，但这毕竟是国家代表团，于是代表团里的其他人出来打圆场。

“哎哎，罗斯季斯拉夫，我们要相信法国人的品味——”“可我怎么看这人像是有德国——”“你可闭嘴吧！”

刚刚那找茬的毛子直接被捂住嘴拉下去了，苏联来这边主要是学技术的，那种出肉快的肉鸡苏联从中国那边引进，来看法国这边的高品质鸡是顺带的。

育种，饲养管理，屠宰加工，冷链——法国人在这一整条上游产业链上的本事都是苏联缺的，在找茬的人被拉下去后鸡农很快恢复了脸上的笑容。

看完之后，引进法国这套工业化养鸡技术的事基本就定了下来。但在技术谈完后，刚刚那个找茬的毛子对代表团里的其他人开始说自己的想法。

他叫罗斯季斯拉夫·奥尔多夫斯基·布兰科，是苏联国内做餐饮业的代表。

他父亲是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从流亡出去的白俄罗斯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自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长大。

他是1986年苏联个体经营法把一大批收入类型合法化之后跑到莫斯科来搞餐饮的。一个流亡者的后代，绕了大半个地球回到祖父辈的故土上做生意——起初他的餐厅是面向西方来的商人的，收美元，花卢布。

这一趟跟着代表团来看鸡他嗅到了一个别的机会。

“鸡养出来摆在货架上不够。经济学家凯恩斯怎么说的？我们要创造需求，得先让老百姓爱吃鸡，让吃鸡变成一件方便、便宜、随处可见的事，我们才能让老百姓的肉食比例出现鸡的身影。

只要老百姓习惯吃鸡了，那么我们在牛肉、猪肉上的生产压力就会降低，我们应该多开发鸡肉食品加以推广。赫鲁晓夫同志不是说要备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吗？我们目前做不到烧牛肉，但是实现土豆炖鸡我看是可以做到的！”

代表团里鸡肉生产部门的部长对此了解不多，作为官僚，他的任务是确保生产指标的完成，从来不是开发什么鸡肉制品。

那是消费端的事情，和供给端一卢布关系都没有。

但经过罗斯季斯拉夫这么一说，他便有些心动——如果苏联对鸡肉的需求变多，那么他的部门的权力就会变大，可以赌一把！

“那么罗斯季斯拉夫同志，我们可不可以也搞美国人的炸鸡？我76年去过美国，他们的炸鸡很好吃。”

部长想到的是搞美式快餐、炸鸡，但无论是消费端代表还是行政官员都否决了这一提议，一是不能照抄美国路线，二是苏联人一般不这么吃鸡。

于是罗斯季斯拉夫找法国人聊了聊，法国人表面客客气气，但骨子里对炸鸡快餐这东西是有点抵触的。

法国人养鸡的传统是烤鸡、是红酒炖鸡，是标签鸡那套讲慢、讲风味、讲品质的东西——这跟快餐不一样。

让法国人教苏联搞炸鸡，就像是去找意大利人学做速冻披萨，找中国厨师做左宗棠鸡一样，水土不服。

法国能给苏联的是育种、饲养、屠宰、冷链，至于终端摆出来是个什么吃法，那得苏联人自己琢磨。

部长没办法了，他没有那个权力一拍脑门下决定要大搞炸鸡，他只是个确保鸡肉生产指标的官僚，于是官僚的惰性让他立马摆烂了。

罗斯季斯拉夫明白这条路得他自己走。随后他又和代表团里的其它相关行政官员谈论此事，谈完他下了决心——他要办一个苏联自己的快餐品牌！

不照搬美国那套炸鸡块，苏联有自己的东西。他盯上的是基辅炸鸡排——那本来是高级餐厅里才见得着的名菜，是苏联烹饪拿得出手的骄傲之一。

他要用工业化的供应链把这道过去只有体面场合才吃得上的菜，做成标准化又便宜、街头随处能买到的快餐。

让曾经属于高级餐厅的食品走进千家万户。

这个念头罗斯季斯拉夫越想越兴奋。他不知道的是，他创办的这个快餐品牌将会在往后的岁月里长成一个庞然大物。

但那是后话了。

PS：罗斯季斯拉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土炸鸡品牌的创始人。先前该品牌被美国KFC吞并，但是因为俄乌战争KFC撤出俄国，这个品牌就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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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代表团在勃艮第看鸡的时候，几千公里外的中亚出事了。

一场白色的沙尘暴横扫了乌兹别克。

风暴刮的土很白，像撒了一地的盐，让人心里发毛。风起来的时候天先是黄，然后变灰，最后变成一种脏兮兮的白。

白色的盐碱扑天盖地地压下来落在棉花地里，落在那些本该长成饲料的苜蓿地里，落在房顶、窗台、井口和孩子们的头发上。

它落到哪儿哪儿就蒙上一层盐碱，可这些盐来自哪？来自咸海。

乌兹别克当地部署的那些信息化设备遭了大殃。终端进了尘，屏幕一个接一个地黑掉，电线杆被刮倒，计算节点的连接大批断连，莫斯科那边还以为乌兹别克大断电了。

当地一些官员开始惊慌，因为指标可能要完不成了！

今年的棉花指标和苜蓿指标完蛋了！这场白风暴一来，地里的东西糟蹋成这样，肯定要歉收。

搁在从前遇上这种事，底下的官员第一反应是想办法把它盖过去、瞒下来虚报个数字糊弄莫斯科。

可这一回他们瞒不住，因为莫斯科已经知道了。

莫斯科当即派出了专项调查组。底下的官员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把这事压下去，调查组已经在路上了。

信息化这套东西把那种延续了几十年的“报喜不报忧、拿假数据糊弄上头”的老路堵死了一大截。莫斯科可以随时得知地方灾情。

调查组知道，如果这种白风暴不解决，苏联的畜牧业——那些指望着中亚苜蓿当饲料的鸡、牛、猪全要遭殃；苏联的棉花业会受到打击。

斯拉瓦接到调查组损失报告的时候便知道，他必须要解决生态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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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得从咸海说起。

咸海是中亚曾经浩浩汤汤的内陆大湖，从五十年代起它就开始出事了。

起因是棉花。

苏联要发展农业尤其要发展棉花种植。中亚就是被指定来种棉花的地方，为了种棉花，苏联在咸海流域大规模地修水渠——把注入咸海的那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水截下来引去灌溉棉田。

从1960年到1988年，中亚的棉花种植面积从一百九十万公顷扩张到了三百一十万公顷。同一段时间里，苏联的原棉产量翻了一倍。

可咸海怎么办？

那两条大河的水几乎被全部截走用去浇棉花了。到了八十年代，不论是正常年份还是干旱年份，都已经没有河水能流进咸海了。

断了补给的咸海面积急剧萎缩，失去了超过八成的补给水源。湖面一年一年地退，湖岸一年一年地远。

湖水退去的地方露出了大片干涸的湖底。盐碱层层沉积在湖底，湖水一退，这些盐碱沉积物，就全都暴露在了空气中。风一来就把这些盐碱卷跑了。

这就是白风暴。

高含盐量带着毒的白色尘暴比沙子的杀伤力更强，它对周边植被的破坏力很强，直接物理改变土壤条件造成水土流失，植被一死土地就进一步沙化，气候就更恶劣，咸海萎缩得就更厉害，露出来的盐碱地就越多，风暴就越猛！

这便是加剧恶化的人造生态灾难。

即使远离咸海，中亚也面临着土地恶化的现状。那套灌溉系统修的水渠大多没有衬砌，河水一路渗进地下把地下水位抬高，土壤的盐碱化跟着加重。

再加上几十年只种棉花不搞轮作，苜蓿的种植面积一缩再缩，棉花成了唯一的作物，地力一年不如一年。

农药更是用到了骇人的地步——乌兹别克的棉田每公顷要施好几十公斤的农药，主要是滴滴涕和林丹这类毒物，有的地方一公顷要施七十多公斤。

这些东西最后都落到了人身上。

1987年，全苏联所有死于肠道感染的孩子里八成来自中亚。乌兹别克的婴儿死于消化道和呼吸道疾病的比例是全苏平均水平的两倍。

斯拉瓦看着调查组发来的报告沉默许久。

人类改造自然却不尊重自然规律，那么这便是人类自己种下的苦果。

当年那些拍板要在咸海流域大修水渠大种棉花的决策者，他们不是不知道后果。他们知道如果把河里的水全抽走咸海会消失，他们知道，然后他们还是那么干了。

因为棉花能换来出口的收益，因为莫斯科要棉花，因为要完成指标！

中亚承担了生态的代价，莫斯科拿走了棉花的好处。这就是那些加盟共和国越来越响的那句控诉——生态殖民主义。

“勃列日涅夫啊.....你可真会给我留炸弹。”斯拉瓦叹了口气。

前人们遗留的炸弹被不断击鼓传花送到他手上，勃列日涅夫拍拍屁股颤颤巍巍去见导师一了百了，全尼玛搁着相信他这个后人的智慧了！

得，导师的信用卡还得接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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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斯拉瓦把中亚各加盟国的代表召到了莫斯科。

他要就咸海问题找一个出路。

“科学院那边给了我一个方案，要救咸海，最直接的办法只有一个——把本该流向咸海的水还给咸海。”斯拉瓦开门见山。

这话一说出口会议室里就炸了锅。

“总书记同志，”一个中亚来的代表立刻开口，“水还给咸海，那棉花怎么办？”

这就是问题了。

中亚的经济是建在棉花上的。棉花的配额既是莫斯科压在中亚头上的一副枷锁，也是当地那些精英实实在在的利益命脉。你要把浇棉花的水还给咸海，就等于要砍中亚的棉花，就等于要动这些人的饭碗和权柄！

斯拉瓦看着这几张脸，明白他们在护的是什么。

棉花这件事几十年下来，早就跟政治权力、跟民族关系、跟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绑在了一块儿！那桩他经手的棉花案多少人从棉花的水利款子里捞了油水？他现在要砍棉花，触动的是一整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但他必须做，这样畸形的经济是没法长远维持下去的。

斯拉瓦说：“我知道中亚离不开棉花，一下子断了你们的经济肯定会塌，我们可以徐徐渐进地做经济转型。”

第一，开发节约用水的灌溉技术。现在那些没衬砌的水渠一路渗漏，浪费掉的水海了去了。要是能把灌溉的技术改一改，同样种棉花用的水能省下一大截——省下来的水就能还一部分给咸海。这是不动棉花产量、就能挤出水来的办法。

第二，减少对棉花的依赖找替代的东西。中亚不能一辈子吊死在棉花这一棵树上，要慢慢地引进别的作物别的产业，让中亚的经济不再是棉花一条腿走路。

第三，逐步降低对棉花的生产指标要求。一年降一点，让中亚那套依赖棉花的经济有时间慢慢地转过弯来。

这三步急不得——急了中亚的经济和民族情绪都要出大乱子！

可就算这套东西全都做到了，那又需要多久呢？

“同志们，咸海这个病是治不快的。就算我们从今天起把水一滴不剩地全还给咸海——它也得要十几年才能缓过来。”

会议室里静了下来。

“这不是我们的错，都是前人几十年一点一点欠下来的。他们种棉花的时候有多痛快，我们今天还债的时候就有多难。这笔账砸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地还，我们不能再把问题交给后人相信后人智慧了。”

他环视了一圈那些中亚来的面孔。

“我知道你们里头有人舍不得棉花。可你们回去看看你们家乡那些刮着白风暴的地方，看看那些喝着毒水一个一个死掉的孩子——那也是你们的人民！棉花的钱是给谁挣的？总不能是拿人命去换的吧？”

没有人再说话。

一个月后，苏共中央召开1988年6月全会，中亚经济转型和生态保护议题正式进入中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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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海要十几年才能好，中亚的白风暴却是眼前就在刮的。斯拉瓦得找一个几年就能见效、能护住耕地和作物的办法——

退耕还林。

把一部分实在不该再种庄稼已经盐碱化了的地退出来，种上树种上草。加强生态保护多种防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