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43章

第37章 对老大犯错了（）

198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莫斯科下了一场大雪。

那是斯拉瓦来这里经历的最大的一场暴风雪，风从西北方向灌进莫斯科的街道，像是要把这座城市的每一条缝隙都填满。

有轨电车的轨道被雪埋了，国营商店门口排队买面包的人群裹着厚厚的大衣缩成一团，像是一排站着睡觉的企鹅，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在暴风雪中变成了一道模糊的暗红色条纹。

在这种寒风的物理斩杀下，莫斯科从来没出过流浪汉问题。

安德罗波夫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去克里姆林宫了。

他的办公地点完全转移到了莫斯科郊外的政府疗养别墅，每天的日程被切割成了两个小时工作、一个小时透析、两个小时工作、然后休息的循环。

他的肾功能已经退化到了依靠一天一次的血液透析才能维持基本生理指标的程度。

克格勃的医疗团队二十四小时驻扎在别墅的地下室里，透析机就摆在他卧室隔壁的一间改装过的房间里，从卧室到透析室只有十步路，但他现在走这十步路的时候已经需要人搀扶了。

不过安德罗波夫的脑子还是清楚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时间线里的安德罗波夫的压力比原本历史少了许多吧，斯拉瓦过去的操作帮他避免了几次重大危机带来的心理负担。放在原本历史中，这个时候的安德罗波夫已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许多西方情报机构都在猜测克里姆林宫的下一任主人到底是谁。

当时间来到了12月27日时，安德罗波夫似乎下定了决心，他突然召集他最核心的几个人来到他身边，想谈一谈他已经想了很久但一直没有开口说过的事情。

到场的人不多，都是核心圈的，戈尔巴乔夫、斯拉瓦和年导是这些人中最靠近他的。

这场小会在安德罗波夫的卧室隔壁那间被改装成半工作室半病房的房间里召开。

房间里有一张办公桌、一把他从卢比扬卡搬来的旧扶手椅、搪瓷杯、以及一台透析机。

透析机被用一块深色的布帘遮住了，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在那里，毕竟它的嗡嗡声在谈话的间隙中总是能被听到，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参与者在用自己的方式提醒所有人：

时间有限。

安德罗波夫半躺在扶手椅上，膝盖上搭着毯子，脚踝的浮肿已经严重到连拖鞋都穿不进去只能套着一双棉袜。

他坚持给每个人倒了杯茶——大家都诚惶诚恐，戈尔巴乔夫帮忙托着茶壶，年导举着茶杯，生怕加重安德罗波夫的病情。

“今天叫你们来，”休息了一分钟后，他说，“你们也大概能猜到，是讨论我不在之后的事情。”

房间里安静了一下。

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听到它被安德罗波夫亲口说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种东西从胸口沉下去了。

戈尔巴乔夫的手在膝盖上握了一下，年导和斯拉瓦一起轻叹了口气。

斯拉瓦看着安德罗波夫。

这个他追随了将近三年半的老人第一次在他面前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承认了一个事实：

他要走了。

“我的身体状况你们比外面的人清楚。”

安德罗波夫说话的间隔比以前更长了，就像是说话这个动作本身也需要他付出额外的体力一样。

“医生说的时间我不重复了，毕竟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去找导师述职的那一天，早去晚去都是去罢了。

不过你们也别太担心，因为医生说的从来都不准——有时候偏乐观，有时候偏悲观嘛。但不管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必须做好准备。”

他看向了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是我培养的接班人，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对你隐瞒过，你也知道。

但你大概率不会在我之后立刻坐上这把椅子。”

戈尔巴乔夫的嘴角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政治局的构成你清楚——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罗曼诺夫...这些人加在一起在政治局里的票数不比我们的人少。

我在过去一年里通过人事调整已经削弱了他们的地方基础，但政治局本身的构成来不及做大的调整了。

我的时间不多啦。

而且，除了俄罗斯，其它联盟加盟国的地方书记也是个问题，加盟国的那些党员也不好对付——先不谈这么远了，我的分析是如果在我走后进行投票，政治局很可能会推出契尔年科。”

PS：历史上80年代末期的苏东集团的剧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内部问题，其中戈尔巴乔夫起了很大作用，主动颠覆了一些保守派集团。

“契尔年科？”斯拉瓦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不屑，“那个老头的当务之急争取晚点去见导师。”

“这就是重点啦，政治局里的老人都太守旧了。”安德罗波夫的嘴角浮现了一丝苦涩的笑意。

“他们选他就是因为他什么都做不了，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总书记对于保守派来说就是最好的总书记——

不改革、不折腾、维持现状、让所有人的利益都不受触动。对他们来说契尔年科就是个总书记宝座的占位符，用来在我走后维持住一段过渡期，直到他们内部商量好下一步怎么走。”

“那么伊万诺夫，你怎么看？”

斯拉瓦在被问到之前已经在心里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想了很多遍了。

“我完全同意您的分析。契尔年科大概率会被选上，这个我们目前没有能力阻止。

但契尔年科的身体比您现在的状况还差——那条熏鱼把他的身体彻底搞垮了，他的肺气肿和心脏问题加在一起意味着他根本无力全面主持工作。

这就给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个巨大的空间。”

他看了一眼戈尔巴乔夫确认对方在听，然后继续说。

“契尔年科当了总书记之后他的日常工作能力撑不了太久的，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接见外宾、签署文件——这些事情需要大量的精力和体力，而他没有。

所以他必然会把相当一部分日常工作委托给别人来代行，而那个‘别人’最可能的人选就是戈尔巴乔夫同志——”他转向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在中央书记处已经是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所有人——包括保守派——都接受了这个安排。”

“所以——”安德罗波夫说了半句等着他接。

“不需要在您走后试图阻止契尔年科上台，那样只会引发一场我们还没有把握赢的正面冲突，让政治局的老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占位符，但确保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那个占位符后面掌握实际的运作权力。

契尔年科当名义上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当实际上的总书记——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坏的，甚至可能比一场五五开的政治局摊牌要好。”

历史上的契尔年科作为勃列日涅夫的门生，在美苏关系缓和时期开始崛起，他最初的想法是从这场争斗中退后一步。他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3月2日的第一次重要讲话中表示了这个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缓和”更多是姿态而非实质——

因为契尔年科既无健康也无政治资本去推动真正的突破。

“时间在我们这边，契尔年科撑不了多久——我不是在这里咒他，我只是觉得他真的活不了多久。

他一走，政治局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有足够资历和影响力来充当保守派占位符的人了。到那时候戈尔巴乔夫就是最好的选择，不需要打也不需要争，自然水到渠成。”

安德罗波夫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敲。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安德罗波夫转向了戈尔巴乔夫，“伊万诺夫说的你怎么看？”

戈尔巴乔夫在被问到之前的整段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倾听。现在，他慢慢靠回了椅背，斟酌着开口了。

“伊万诺夫同志的分析在策略层面上我基本同意，但我想补充一点。

如果契尔年科上台后我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书记要能真正掌握运作权力而不是成为一个被架空的花瓶，那我需要的不只是契尔年科的授权，我需要的是党内足够多的人认为把权力交给我是符合他们利益的。”

他的手指也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

“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把更多的人拉到我们这一边。

靠说教和施压没用，利益是最稳妥的，我们要让那些还在骑墙的中间派看到，支持我们的方向对他们个人的仕途和权力是有好处的。

安德罗波夫同志在过去一年里的人事调整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扩大这个基础。”

安德罗波夫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安德罗波夫看了一眼斯拉瓦，然后又看了一眼年导。

他的目光在这两个人身上停留的时间比看戈尔巴乔夫的时候稍微长了点。

也许是一种对自己一手发现和培养的人的最后审视，也许是某种不舍，也许只是一个疲惫到极点的老人在试图记住几张对他来说重要的面孔。

“伊万诺夫、伊万诺娃同志——不管我在不在，你们继续做你们该做的事情。

阿富汗的方案、农业改革的推进、对中国关系的维护...这些事情不会因为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换了就变得不重要。

我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我一开始就是错的，联盟的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我们要实事求是。”

是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可能是斯拉瓦这几年对安德罗波夫最大的影响了。

但可惜，安德罗波夫没有时间了。

“如果任何事情需要你们做出我不会喜欢的选择——”

他停了一下，

“——那就放手去做，活人比死人重要。你们要好好向前看，联盟的未来就要靠你们年轻人了，你们将接替我们的事业去完成导师的理想。”

说完，他抬起头看着墙壁上悬挂着的列宁像。

所有人都沉默着跟随着他的目光看向墙壁上的那尊褪色的神像，就像是再次审视当初那个在党旗下发誓的自己。

墙上的导师凝视着远方。

年导终于打破了沉默，她轻声说道：“尤里，你别说这种话，你还能撑很久呢，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安德罗波夫看了她一眼，嘴角出现了一个很浅很浅的笑。

“伊万诺娃同志，你是一个很不会说谎的人。”

————

1984年1月。

里根的新年演讲让全世界都吃了一惊。

1月16日，这个在不到一年前还在佛罗里达州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的人，坐在白宫办公室里对着电视镜头讲述了一个关于“伊万与安雅”的故事。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苏联夫妇——伊万和安雅，在某个避雨的地方偶遇了一对美国夫妇——吉姆和萨莉。

假设他们之间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会争论各自政府的不同吗？还是会比较各自的孩子、各自的工作、各自生活中那些平凡而相似的欢乐和烦恼？

也许分别的时候安雅还会对伊万说：‘她真好，她也教音乐。’”

从邪恶帝国到伊万与安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里根的修辞转变之大让国际观察家们瞠目结舌。

有人说这是选举年的政治操作，因为1984年是大选年，里根需要向中间选民展示自己的和平形象；

但更多的分析家认为1983年美国在欧洲的失败的外交政策确实在里根心里种下了某种改变的种子。

至于联盟对里根演讲的回应？那必然是冷淡的。

塔斯社发了一篇评论说里根的话听起来不错，但需要用行动来验证。

这是外交部那帮人能给出的最积极的回应了，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官方声明之外的事情。

一月下旬，苏联奥委会的第二批代表团飞赴洛杉矶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商讨1984年夏季奥运会的参赛事宜。

自1980年因为阿富汗战争北约集体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以来，全球都对华约集团是否会因为报复美国而不参加这次洛杉矶奥运会十分重视。

苏联奥委会主席格拉莫夫在出发前对媒体表示：

“我看不出苏联有任何理由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格拉莫夫的表态等于宣布了安德罗波夫的决定：不抵制，参加。

而在这个代表团里，除了体育官员和奥委会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两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名字——中央书记处农业部门副主任伊万诺夫和他的助手伊万诺娃。

他们去洛杉矶的名义是“随团参加苏联代表团与洛杉矶奥组委的会谈”，但所有知情者都清楚这只是一个让他们合法出现在美国领土上的借口。

真正的目的是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和美国方面进行一些在正式外交渠道之外更灵活的接触和试探。

...

1984年1月21日，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

斯拉瓦和年导从伊尔62上走下来的时候被加利福尼亚一月份的阳光晃了一下眼。出发前莫斯科还是零下二十度的冰天雪地，到了洛杉矶温度就有十八度了。

“砰！”“砰砰！”

机场的到达大厅里等着的不只是洛杉矶奥组委的接待人员和苏联驻洛杉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几十个记者和摄像机，闪光灯在他们走出海关通道的瞬间亮成了一片。

斯拉瓦对此有所准备，但还是被这个阵势吓了一跳。

毕竟在苏联，记者一般是拍照的工具而不是追着问问题的猎犬，美国记者显然属于后者。

“伊万诺夫先生！您对里根总统的‘伊万与安雅’演讲有何评价？”“安德罗波夫总书记的健康状况如何？他是否还在主持工作？”

“伊万诺夫先生！苏联是否计划从阿富汗撤军？”“伊万诺娃女士！您在政府中担任什么职务？您的银色头发是天生的还是染的？您和伊万诺夫先生是什么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年导不用猜就知道是世界一流的三流媒体太阳报的记者。

那个金发记者举着话筒挤到年导面前，年导推了推墨镜看了她一眼，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天生的，就像你的问题一样天然——至于我和伊万诺夫先生的关系？当然是纯洁的革命战友情谊啦！”

说着年导直接把斯拉瓦一肘拉到身边，斯拉瓦也适当地朝镜头挥挥手。

在场的记者们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不少。斯拉瓦趁机拿过了一个话筒说了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