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效率问题并不是斯拉瓦最头疼的，他的当务之急是决定纪委要先抓什么？
苏共的腐败可不是像一颗肿瘤那样可以定位、切除、缝合，苏共的腐败源于太多东西。
从赫鲁晓夫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到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几十年来苏共内部形成了一套“非正式的运作规则”。这套规则跟党章上写的不一样，党章上说干部的提拔和任免应该基于能力和贡献，实际上干部的提拔往往基于关系、忠诚和利益交换。
想从一个区委书记升到州委书记?你需要上面有人，一个靠山、一个恩主。你怎么获得这个靠山?你得给他好处——不一定是钱，可能是帮他办了什么事，可能是在关键的投票中替他说了话，可能是把自己管己辖范围内的某些资源比如房子、车子、特供品输送给了他。
这套东西在苏共的几十年历史里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态，尤其是在物资紧缺的时候，整个系统都在以腐败为润滑剂运转。
一个真正纯洁无私的共产党员几乎不可能爬到苏共高层，从来不收好处、从来不送好处、从来不搞关系、纯粹靠能力和贡献往上走？想屁吃！
有时候打进莫斯科比考进莫斯科更简单。
苏共很久以来都没有一个正常的干部轮换制度了，往往是一个干部被提拔起来在某个岗位上干到死，或者是干到因健康原因不得不退休，或者是“因健康原因请求退休”。
再清澈的池塘如果长期不流动都会变成臭水沟，更何况是一个长期无法接收到新鲜血液的系统呢？
是，固然有少数高层领导想要解决这糟糕的现状，他们的威望不够，无法对抗这已经深入联盟骨髓几十年的癌症，只能借助这个制度提拔一些新人，手动划开血管放血并引入新鲜血液。
但没人能保证引入的新鲜血液到底是纯洁的还是感染艾滋的，就像安德罗波夫在任期间提拔的年轻干部里既有斯拉瓦也有戈尔巴乔夫一样，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前的履历非常耀眼，只能说安总识人不明。
大领导将根基很浅的年轻人提拔起来自然是需要回报的，首先需要的便是忠诚，在高层如果没有一个干部效忠网络很容易被党内斗争搞下去，其次需要的才是能力。
而大领导们提拔的“年轻人”也只是相对年轻，本质上是一堆年龄较小的中层。没人会突然说要把某个县的小科员提拔为省长，不做出点耀眼的政绩连进入大领导选拔名单的资格都没有。
而想要从底层进入中间层就必须跟官僚生态打交道，你不送好处?没有人替你说话。你不搞关系?没有人提拔你。你坚持原则?你被调到一个没人要去的偏远岗位上永远升不了。
这意味着苏共几乎每一个干部或多或少都跟“灰色”有关系，如果纪委把所有跟腐败沾边的人都抓了——苏共基本上就空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部委到基层...能留下来的人寥寥无几。
而苏联还在打冷战还在跟美国博弈，既要完成对内改革发展生产力又要防着外国渗透，把干部队伍清空了谁来干活？美国会不会趁虚而入？
所以先抓什么、抓多狠的问题让斯拉瓦郁闷了好几天。
年导注意到斯拉瓦这几天回家后比平时更安静，晚饭吃得少，看文件看的很晚，经常翻来覆去夜不能寐。
8月15日 星期天。
下午斯拉瓦在办公室处理完了最后一批文件，等他合上文件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了。
年导从外交部那边来找他。
“肘?”她问。
“走吧。”
两个人从克里姆林宫出来。通常他们坐车回家，可今天斯拉瓦没有叫车，克格勃们只好提前在总书记回家的路上做布置。
“走路吧。”他说。
年导看了他一眼。
“好。”
莫斯科八月傍晚的太阳还没完全落，天从橘红色渐变到深蓝色。红场方向圣瓦西里大教堂的洋葱顶在夕阳里闪着光，行人不多——星期天的傍晚大多数人已经回家了。
两个人沿着莫斯科河的岸边走着，几个便衣的克格勃保镖远远地跟在后面。
走了一会儿斯拉瓦开口了。
“老大，你去过那么多国家。”
“嗯？”
“你觉得...西方是怎么处理腐败的？有没有我们的可取之处？”
年导想了一下。
“你想听真话还是听理论?”
“自然是真话呗。”
“真话就是西方不是没有腐败，西方的腐败跟我们的一样系统性，只不过它穿了一件不同的衣服。”
她开始讲。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它腐败的核心形式叫游说。
企业和利益集团比如国防承包商、金融机构、制药公司会雇佣专业的游说公司向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施加影响，推动或阻止某项立法、争取某项政府合同、获取某种监管豁免。
美国的游说产业在90年代已经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效果和直接贿赂官员没有本质区别，但法律上完全合规。意大利在1992-1993年爆发了净手运动，揭露出整个政治体制被系统性贿赂渗透，几乎所有主要政党都卷入其中。
法国同期也有密特朗执政末期的一系列丑闻，英国有“705ｕ．сοｍ-读?書會首發”武器换援助丑闻，日本则是频繁爆出政治献金丑闻。
那些游说公司的人很多是前政府官员或前国会助理，他们利用他们在政府里积累的人脉和关系来为客户服务。
“这在美国是合法的，注册过的游说公司可以公开活动，它们每年花在游说上的钱高达几十亿美元。
可游说的本质是什么?是有钱人花钱买影响力。你有钱雇游说公司你的声音就大，你没钱你的声音就小。这跟我们的干部‘送好处换提拔’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用资源交换权力！区别只是在美国它是合法的，在苏联它是灰色的。”
她继续说道。
“旋转门交易还是他们制度的特色呢。”
政府官员离职之后去企业当高管、利用他们在政府里积累的关系和专业知识为企业服务，企业的高管进入政府当官，把企业的利益带进了政策制定过程。
“美国的国防部长从五角大楼出来转头去了波音或者洛克希德·马丁当副总裁，几年后也许又回政府担任其它职务。这种人他在政府里做决策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国家利益还是他将来要去的那家公司的利益?
在苏联我们管这叫公权私用，在美国这叫职业发展。”
年导又谈到了政治献金。
美国的选举需要大量的钱——候选人的竞选费用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美元，这些钱从哪来?从捐款者那里来。
谁捐的钱最多?企业和富人！
“当选之后，你欠了那些捐钱给你的人的人情你怎么还?自然是通过政策和拨款，通过监管松紧来回馈人家。这可不叫贿赂——因为捐款和政策之间没有‘明确的交换'，可所有人都知道因果关系在那里。”
她看着斯拉瓦。
“在华盛顿跟美国的政客打交道的那几天给我的感觉是美国的腐败不比苏联少。可美国的腐败被包装得更好，它穿了一套合法的外衣，苏联的腐败穿的是灰色的衣服，没有法律保护它，但也没有法律真正惩罚它。”
“所以问题从不是‘有没有腐败’，每个国家都有，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一天，腐败和谋取私利就必然存在，自私是生命的本能，利他行为才是少数！
所以与其想要一步到位一劳永逸地把腐败分子从干部队伍里彻底清除出去，不如想想怎么创造一个遏制腐败的良好环境，把那几个一直在我们最伟大的作品上拉屎的大苍蝇打死。
离开了遮阳伞，蛆在猛烈的阳光下可活不了太久。”
斯拉瓦沉默了一会儿。
两个人继续牵着手沿着莫斯科河走着，河面上反射着最后一点残阳，橘红色的碎片在水面上跳动。
然后他开口了。
“我当了这么多年领导，我觉得我们腐败的根源在一个东西上。”
“什么?”
“特权。”
年导看着他等他继续。
“苏共党员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特权是苏联腐败的根，不是唯一的，但绝对是最粗的那条！”
第一特权是信封工资。
苏联高级干部在正式工资之外还会收到一笔额外的用信封装着的现金补贴，这笔钱的数额取决于干部的级别，级别越高信封越厚，还不入账不用交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
领取信封的人根据潜规则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要遭到严厉处罚。
因此信封工资总来都不公开，大多数苏联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可每一个到了一定级别的干部都知道。
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2000新卢布，这些额外现金通常是官方工资的两到三倍，既是对工作的经济奖励，也是对高强度工作和被清洗风险的补偿，目的是换取更大的忠诚度。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这套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第一次主动攻击，想要取消信封制度、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还大幅削减高官工资，但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真正根除这些特权。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大部分被取消的特权又悄悄恢复了，只是形式有所变化。
因为勋宗发现发信封红包这招真有效，国家用信封里的钱贿赂自己的干部，让他们觉得‘体制对我不薄'，让他们有动力维护体制，也制造了一种拿了就该闭嘴的潜规则。
你拿了信封你就是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你不能反对体制——因为你在吃体制的饭！
第二则是特供系统。
苏联的高级干部有自己的特供商店，这些商店不对普通公民开放，只有持有特定级别通行证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才能进入。
特供制度的起源其实有一个合理的开头。列宁时代因为革命后的物资极度匮乏，列宁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为国家日夜操劳的干部能吃饱肚子。
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紧急措施。但半个世纪后这套“疗养食堂”变成了什么样子？只有苏共高级干部凭特殊证件才能出入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每到周末轿车把整条街堵满。
店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外国名贵商品和国内稀缺商品应有尽有。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样的特供商店仅在莫斯科就有一百多处。 整个特供网络都严格按级别分层，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不同等级的特殊供应。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供应和一个州委书记的供应完全不是一个层级。
在针对干部的特供制度外层还有个“小白桦树”外宾商店。
小白桦树商店原本是苏联设立的使用外汇购买商品的商店，一般仅为外国人服务，但也为苏联政府官员等特权阶层提供稀缺食品和外国奢侈品。
商店分三种消费模式：一是供各国外交使团使用“д”系列支票购买商品，二是供外国人使用外币现钞购买，三是供苏联公民使用“А”系列支票购买，一般只有苏共高级干部才有资格。各个店铺的商品种类和进入权限还有进一步的等级划分。
为了避免引起社会不满，这些商店的地址都设在相对僻静的街段，店面只有隐蔽的小白桦标识，橱窗上用不透明的标示遮挡，极力降低能见度。
最初只有特权阶层如外交官、军事专家、运动员才能进入，但随着基础消费品越来越稀缺，越来越多的普通苏联公民找到了在那里购物的办法——主要是通过黑市换取外汇或购物支票。
但还好，这些年苏联的消费品供应和轻工业水平已经大大提升，苏联和欧洲愈发紧密的交流让原本稀缺的外国高级物资变得不那么稀缺，电算计划经济和诸多民生改革政策已经大大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
根据苏共官方调查，截止到1993年6月，全联盟的黑市规模相比1983年已经萎缩了超过74%。小白桦树商店正在因苏联民生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被淘汰。
第三则是专项供应系统。
苏联的高级干部后勤保障体系非常足。他们有自己的中央临床医院，设备和医生都是全苏联最好的。普通苏联人排几个月的队等一次体检干部随时可以看专家。
干部有专门的住宅区——政府楼。面积远大于普通公寓，装修标准远高于普通住房，有的还配有私人厨师和保姆——当然，费用由国家承担。
交通方面的公务用车自然不必多说，高级干部还能配专职司机。莫斯科的大街上有只有政府车辆可以走的专用车道，普通人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干部的车在专用车道上畅行无阻。
干部还有专属的度假疗养院，在黑海沿岸、在克里米亚、在高加索的山区到处都是，环境优美、设施一流、服务周到。
广大苏联劳动人民的度假大多是工会组织的集体度假，住的是条件相对简陋但仍然免费的工人疗养院，每年也就只能有二十多天可以带薪度假。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平行世界：干部和他们的家属生活在一个跟普通苏联人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人为地造成了隔离加剧了脱离群众的趋势。
第四则是司法豁免。
到了一定级别的干部在司法上享有事实上的豁免权——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政治局委员不受法律约束，但在实践中，一个政治局委员如果犯了事，除非是被政治局自己决定要处理，检察院是不会动他的，法院也不会判他的，克格勃也不会调查他的！
最后则是特别养老金制度。
和美国的政客下台后走旋转门去企业任职拿高薪类似，苏联的养老金体系里有一个特殊类别叫“个别养老金”。个别养老金分为全苏级、共和国级和地方级三种，养老金领取者获得的平均金额高于普通职工的工资三倍。
除了金额高之外，个人养老金领取者还享有50%的公用事业费用折扣、因生育或特殊需要获得额外补助的权利，还可以通过封闭式分配渠道获得包含稀缺商品的食品订单。
换句话说，他们退休后仍然可以接入特供系统。
名义上这套制度是奖励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但实际操作中它基本成了高级干部退休后继续享受特权的通道。
把这些特权放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发现它的逻辑核心不是贪污受贿——它不需要贪污，干部们享受的许多特权甚至不需要付费！
进入干部岗位就打开了一个普通苏联公民永远看不到的平行世界。这套奖励体系同时作为激励和社会控制手段运作，形成了一个“忠诚—特权—豁免”的三角结构，成为干部阶层内部恐惧型团结的基础。
你忠于体制，体制给你特权；你享受了特权，体制就可以用撤销特权来威胁你；而你对违法行为的豁免权，又进一步把你绑在这条船上。
历史上，戈尔巴乔夫试图用反特权来争取民意，说是要关闭小白桦树商店、削减别墅，但他同时也激怒了既得利益的干部阶层，加速了他们倒向叶利钦。
如果什么都一起抓，就会像历史中正面进攻的赫鲁晓夫那样让干部阶层人心惶惶——而一个人心惶惶的干部阶层在冷战背景下就是CIA最好的招募池。
一个被剥夺了特权、心怀怨恨、又掌握大量机密的中高级官员恰好是最理想的策反对象。
他需要的是一种不制造大量失意者的反腐措施，既能打蛇打七寸，把那些最能制造腐败扩散腐败的大老虎和苍蝇打死，又能留下足够的空间让更多“不那么纯粹但是还干事”的灰色干部在新的制度里收敛下来。
两个人一时间都没想到先做什么，默默地走到了莫斯科河的一座桥上。桥上的晚风吹在二人脸上。
斯拉瓦靠在桥的栏杆上。
“我的第一批名单已经做好了，就是建造委员会里的那些，一个二个全吃的脑满肠肥，几百亿卢布的计划也不知道被吞了多少——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有个局长家里被查出来在全苏有32套别墅和价值几百万卢布的金条，也不知道他们要这些能做啥。”
“用来奖励下属呗，一些人有求于他给他送礼，他一时间用不上不代表下属用不上，作为这些小兵对司令忠诚的奖励。”
又是个人效忠网络，打掉一个没隔几年就又养出来一批。
“所以纪委要动手第一刀该往哪里砍?”
“我不知道。”年导说。
“你不是系统娘吗你怎么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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