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在基辅他看到了同样的清查，反非劳动收入法令在这里产生了更糟糕的结局：卖自产葡萄被视为可能被用于酿酒而被禁止，酿自产葡萄酒被视为非法生产而被没收。
去年斯拉瓦在外喀尔巴阡州保住的那些葡萄园现在面临着新的威胁。
在第比利斯，他听到了新的故事：一个格鲁吉亚老太太因为在楼下卖自己做的丘尔奇赫拉（核桃串葡萄果冻，格鲁吉亚传统甜食，非常好吃）被罚了五十卢布。
五十卢布是她一个月养老金的四分之一！
但最让斯拉瓦警觉的还有警察系统，警察在执法时有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他们会注意街上某个人开的车、穿的衣服、住的房子，如果这些消费水平看起来超标，超出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的正常收入水平，就上门要求当事人解释收入来源。
这种“超标消费倒推”的逻辑赋予了地方警务极大的裁量权。
什么算超标？一台彩电算不算？一辆新买的拉达算不算？一件皮夹克算不算？
标准完全由执法者临场判定，没有任何可预期的红线！
斯拉瓦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这份法令的实际效果是让苏联的每一个公民都变成了潜在的罪犯！在国家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通过某种灰色渠道补充自己的收入和消费，而这些渠道现在全部被定义为非法。
当一部法律把全社会的日常生存行为都变成了犯罪，那它惩罚的不是犯罪而是生存本身。
这种脱离群众的法令就应该和它的领导一起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他知道，这种扯淡的法令会大大损害改革的形象。
在原本历史的1985年，民众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真实的期待。反酗酒运动是第一次让改革和骚扰在普通人的认知里挂钩。
这份法令是第二次，如果继续以改革的名义干扰人民的基本生计，改革这个词在民间会从希望变成恐惧。
一个让人民恐惧的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便是原本历史上戈尔巴乔夫搞经济改革胡闹推不下去，不得不去转而搞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
有些领导拍脑门做决策,拍胸脯做保证,拍桌子定调子，出事了拍大腿后悔，最后拍屁股走人！
可人民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
6月13日斯拉瓦回到了莫斯科。
他刚打算去找第二书记利加乔夫，结果雷日科夫总理早就知道他要干啥了，先对他说：
“中央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正在讨论放开的法令。”
这个法令其实是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斗争的结果。
在原本历史上，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对此自我开脱:“5月关于加强反对非劳动收入斗争的决议中,表现了党政机关中那部分不接受领导路线的人的立场，后来不得不予以纠正。”
这是他将责任甩给利加乔夫派系的标准叙事。
但政治局的决议是全票通过的,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投了赞成票！
政策起草过程中,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确实是主推者,他们的逻辑是不能允许投机倒把和影子经济继续给社会主义道德蛀洞，要用法律的形式遏制这种行为。
雷日科夫的态度暧昧，作为部长会议主席,他需要这些工具来约束国营企业管理层的腐败,但他也知道打击面过宽会反噬。
戈尔巴乔夫本人则是做的“先收紧再放开”的两步走判断:先用刑法工具把所有灰色经济收编到国家视野下,然后再通过《个人劳动活动法》提供合法化通道。
这个逻辑在理论上有迹可循,但严重低估了基层执行机构对收紧指令的反应弹性远大于对放开指令的反应弹性。
说白了——让警察去抓人容易，让警察放手很难。
斯拉瓦可以理解利加乔夫，法令试图捍卫按劳分配原则,但实际效果是让公民不再相信国家能区分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
既然边界由警察临场裁定,那么任何收入在法律意义上都是不安全的。
这种法律不确定性后来在1989-1991年的自由化浪潮中转化为了对所有制度规则的普遍蔑视。
斯拉瓦决定亲自找利加乔夫谈谈，让利加乔夫看到他们的政策在执行中被扭曲成了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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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瓦和利加乔夫的谈话安排在了六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他没有带那份写好的报告，他听了年导的建议把报告留在了自己的公文包里，空着手走进了利加乔夫的门。
“叶戈尔·库兹米奇，我刚从下面回来，我想跟您聊聊我看到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讲了四十分钟，每一个故事都有名字、有地点，有具体的金额和日期，都是活生生的人的遭遇。
利加乔夫越听表情越沉痛，越愤怒，越痛苦。
他愤怒，因为基层的执行者把他设计的“反对非劳动收入”的政策扭曲成了一场对普通劳动者的迫害。
他的本意是打击那些利用国家资源中饱私囊的贪官和投机商人，不是去罚一个卖花的老人或者一个修电器的年轻人！
他痛苦，因为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他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政策的意图不等于政策的效果。
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写下的每一条法令在传达到几千公里外的基层之后都会经历一次不可控的变异，而变异的方向几乎总是朝着更严格、更粗暴、更有利于执法者扩大权力的方向。
利加乔夫知道这是他的第二次后悔，第一次是去年禁酒，第二次就是现在。
于是二人立刻商讨起新的法令，并打算派出讨论组起草一部真正的个体经营合法化法律，把人民日常经济活动中合理的应该被允许的部分用法律框架保护起来。
事情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推进得比斯拉瓦预期的更快。
基层的反馈已经像洪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进了莫斯科。斯拉瓦不是唯一一个看到了问题的人，各加盟共和国的党委、各州的信访部门、甚至克格勃的内部舆情报告都在反映同样的情况：
法令还没正式生效，就已经在基层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和不满！
六月底，苏共中央发表声明：“鉴于部分地区在落实反非劳动收入法令的准备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和过激执行的现象，中央决定暂停该法令的实施，待配套细则完善后再行启动。”
与此同时，一部新的法律进入了快速审议通道——《关于个人劳动活动法》。
这部法律的精神与五月法令几乎完全相反：它把二十九类个体经营活动合法化，裁缝、家电维修、家庭教育、出租房屋、出租汽车、餐饮服务、家具制造、工艺品加工...
允许苏联公民及其家庭成员从事这些活动，只需向地方苏维埃登记并缴纳营业税即可。
这是1929年新经济政策被终结之后苏联政府第一次系统性地为个体经营提供合法框架。
麦子熟了千万次，五十七年头一回！
法律预计将在八月由最高苏维埃表决通过。
斯拉瓦本以为事情就这样了，一个错误的法令被叫停，一部正确的法律在路上。
但叶利钦这个狗种出手了。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这位五十五岁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六月中旬的莫斯科市委全会上干了件大事：
他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了前任格里申时代留下的腐败遗产和商业系统的特权分配机制，并宣布要在莫斯科全面清查干部队伍，大规模撤换区委书记。
但叶利钦在全会讲话中没有把腐败问题限制在莫斯科市委的层面，他把话题拉升到了全苏联干部制度的层面，并且暗示：
“导致这些问题的不只是格里申个人，而是整个干部管理体系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
所有人都听得出来干部管理体系指的是谁——利加乔夫。
毕竟，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干部工作，干部体系出了问题追根溯源追到的就是利加乔夫的办公室。
叶利钦在全会之后开始和媒体互动，他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念稿，在公共场合排队坐公交车，去普通商店检查货架上的商品供应...
每一个举动都在最大化他的反官僚特权形象。苏联的报纸和电视虽然仍然在官方管控之下，但现在开始频繁地报道这位不一样的莫斯科市长。
年导对此嗤之以鼻：
“他在做的事情是表演反腐。
真正的反腐是在制度里堵漏洞，他做的是在镜头前摆姿势。但这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他把矛头从格里申转向了利加乔夫。
在党内，这种级别的分歧按传统只在内部解决，他现在把它搬到了公众面前。这意味着他要么是莽撞到不懂规矩，要么是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让他这么干。”
“戈尔巴乔夫？”
“你说呢？”
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提拔到莫斯科来的，他的每一个重大动作如果没有总书记默许不可能执行！
戈尔巴乔夫在用叶利钦当刀来削弱第二书记的权威。
在叶利钦从正面冲击利加乔夫的同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正在行动。
雅科夫列夫在被从加拿大召回之后一直在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工作，控制着苏联意识形态机器的核心开关：
什么思想可以被讨论、什么文章可以被发表、什么声音可以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
从六月开始，雅科夫列夫的角色显著上升，他开始把宣传部的工作从维护意识形态纪律转向为公开性做组织准备，他放宽了对敏感话题的审查尺度，默许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官方媒体上发表此前被禁止的观点，在宣传口的干部中提拔了一批和他思想接近的年轻人。
苏联的公共空间开始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对党内分歧的公开讨论。
利加乔夫主导的反非劳动收入法令被叶利钦在媒体上暗示为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显然，戈尔巴乔夫要在公众面前损害利加乔夫的形象，然后再在合适的时候完成人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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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
戈尔巴乔夫前往伏尔加河流域视察。
在原来的历史中，这次视察是一个关键节点——因为戈尔巴乔夫在伏尔加汽车厂与工人代表的对话中第一次直接使用了一个新的词来定义他的改革方向。
重建。
加速是一个经济口号，重建是一个政治口号。
但在伏尔加汽车厂的座谈并非一帆风顺。
斯拉瓦的信息化试点已经部署到了这座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两百个公共计算中心的全国部署计划中，伏尔加汽车厂是第一批上线的工业节点之一。
在雷日科夫的推动下，这里已经按照斯拉瓦在乌克兰试验过的模式组建了工人委员会——OGAS终端上的财务数据对工人代表公开，重大经营决策需要通过苏维埃表决，厂长的奖金和工人的收入差距被控制在了合理范围内。
工人们不再被动地听总书记讲话然后鼓掌，而是主动谈论他们自己工厂里正在发生的变化。
明明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最想要的“民主化”“公开性”，可他却高兴不起来。
一个在总装车间工作了十五年的老师傅第一个发言：
“总书记同志，以前我们厂的制度不好，厂长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工人连厂子一年赚了多少钱、钱花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
厂长拿的奖金是我们的几十倍，凭什么？他又不上生产线！
现在不一样了，自从信息化委员会的伊万诺夫同志把那个什么计算机装到我们厂里之后，每个月的经营数据工人代表都能看到。
上个月我们还在工人委员会上投票否决了一项不合理的设备采购——厂长想买一批报价高了百分之四十的进口零件，数据一摊开来大家一看就知道有猫腻！”
另一个年轻工人接过了话头：“而且我们的收入确实涨了，工人委员会跟管理层谈了一个新的绩效方案，多劳多得的部分真的到了我们手里！”
一个女工补充道：“以前厂长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管闷头干活。现在至少知道了钱是怎么花的、活是怎么分的。
这个变化是谁带来的？是伊万诺夫同志带来的。
我们感谢党的领导！感谢伊万诺夫同志！感谢总书记能提拔这样的好干部！”
戈尔巴乔夫坐在那里皮笑肉不笑地点头。
然后又一个工人说道：
“以前的厂长责任制搞得不好，厂长权力太大没人管得了，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工人没有发言权。现在好多了。”
厂长责任制是戈尔巴乔夫在加速发展战略中推动的企业改革方向之一。虽然后来在斯拉瓦和雷日科夫的影响下改成了“工人委员会+多元监督”模式，但厂长责任制最初确实是戈尔巴乔夫阵营提出来的。
这个工人不知道他批评的“以前的制度”正是坐在他对面的人推动搞的。
戈尔巴乔夫继续点头，继续保持着那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姿态。
但如果有一台足够灵敏的仪器能测量他此刻咬合肌的紧张程度，读数大概会比正常值高出好几倍。
座谈结束时戈尔巴乔夫站身，所有人也跟着起来鼓掌。他深吸一口气，微笑着温和地说道：
“诸位同志们对先前制度的批评，对党先前的一些错误决议的批评——我虚心接受。”
“大家畅所欲言，我听着呢。”
掌声更热烈了。
工人们觉得总书记真的在听他们的话，一个能虚心接受批评的领导人在苏联的经验中是多么罕见的存在！
但戈尔巴乔夫在离开车间走向专车的那段路上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他在上车之前停了一下，转向了站在旁边的雅科夫列夫，一字一顿地说道。
“今天大家说的都很好。”
停顿。
“我都记下了。”
第60章 历史转折中的斯拉瓦（9k）
戈尔巴乔夫回莫斯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小黑本记人名，斯拉瓦喜登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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