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下午一点，伊朗正规海军派出了它最后的力量。
萨汉德号——1540吨的阿尔万德级护卫舰，英国建造，1972年服役，正从阿巴斯港全速驶出准备支援正在遭受攻击的革命卫队残余力量。
它在刚驶出港口不久就被企业号上起飞的A6E编队发现了，两架A6E各投下了两枚航弹和一枚制导炸弹。
不存在任何悬念，萨汉德号在燃烧了四个小时之后沉没在了波斯湾的海底，同一时间另一艘阿尔万德级护卫舰萨巴兰号也试图出港接战，但在驶出港口水道时被A6E的激光制导炸弹击中了舰尾的烟囱和推进系统，丧失了动力瘫痪在港口外的水面上。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伊朗海军剩下的所有舰艇——哪怕是停泊在港口，都被美军全员击沉，而伊朗在海岸部署的导弹阵地也没能突破全员戒备的美国海军的火力网。
当天晚上，德黑兰试图组织空军进行反击。几架F4战斗机从伊斯法罕的基地起飞，挂载了空对舰导弹准备攻击海峡里的美军编队。
但这些F4已经在没有原厂备件的条件下飞了将近十年，发动机过热、雷达故障、航电系统闪烁...起飞的四架中有两架在中途因为技术故障被迫返航，剩下两架在接近海峡时被F14的雷达锁定后直接被击落。
伊朗的天空和海面在那个夜晚都安静了下来。
世界聚焦于此，所有人都想知道美国将就此收手，亦或者是派出地面部队入侵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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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深夜，德黑兰。
伊朗最高国防委员会在霍梅尼的住所召开了紧急会议。
革命卫队最终不得不向现实服从，伊朗国内的经济已经非常糟糕了，国内舆情不稳，如果再做出强硬态度逼迫美军上岸，那国内的反对派说不定就要倒戈了！
最终，由务实派领袖拉夫桑贾尼主导起草了一份方案。
12月19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战争管制措施，已向全世界证明了关闭海峡的能力和决心。
这一行动迫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充分证明了伊朗正义立场的力量，现应国际社会的广泛请求，伊朗决定暂停海峡战争管制措施恢复航行自由——但保留在必要时重新启动的权利。”
历时四十四天的封锁结束了，但伊朗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2月21日凌晨，科威特城的两处西方目标发生了大爆炸。一处是法国大使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另一处是美国石油公司的办公楼。
没有组织声称负责，但科威特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都知道这是谁干的——革命卫队的海外行动部门在用恐怖袭击来宣示“封锁失败不等于伊朗威胁解除”。
他们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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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莫斯科结算时间。
12月22日，雷日科夫主持了一次日常会议，把外贸银行和财政部的评估数据摊在了桌上。
“从九月到十二月这三个半月，我们对欧天然气管道出口分毫未损，海峡封锁危机期间国际油价的恐慌性反弹持续了六周，布伦特原油从危机前的约二十二美元一度飙升到三十五美元以上！
这六周里我们的石油出口按高价结算带来的额外收入约十八亿美元，加上外贸银行体系在危机前建好的收益——”
他停了一下看着桌上的数字，像是不太相信自己刚才所言。
“三个半月的总收益约七十亿到八十亿美元，沙特九月降价到年底造成的预期损失约六十亿。”
他抬起头。
“填平了，我们甚至还赚了一笔！”
全员掌声。
年导思索片刻，打断了空气里酝酿的成就感：
“但我必须提醒各位，战争风险溢价是借来的钱，迟早要还，封锁结束后油价已经在回落，明年沙特和伊朗都要拼命增产换重建资金，供给过剩会比现在更严重！
我们争取到的是一个窗口，必须在这个窗口里必须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多元化。
如果三年之后我们还在靠海湾的紧张局势吃饭，那这一切就白干了。”
12月23日，年导在例行筛查信号情报的时候发现了一条异常。
在过去三个月的通信截获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色列、伊朗之间的通信频率正在快速升高。
也许是以色列在卖军火给伊朗，也许是华盛顿有人在秘密和德黑兰接触，也许两者兼有。
这无异于叛国。
就像许多苏联特工因为无法接受苏联的一些对外政策和行动而选择背叛一样，美国特工也存在这一行为。
25日，苏联特工设法联系上了美国中情局官员艾尔德里奇·埃姆斯。不久前,他被调到组织苏联境内行动的部门,因此埃姆斯可以接触到苏联境内所有美国特工的个人数据。
自从埃姆斯开始在CIA工作以来,他经常酗酒并陷入抑郁,他对苏联特工声称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现状感到失望。
因此,他将会在苏联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偿还他多年来积累的所有债务后给苏联提供情报便利。
PS：当年苏联用坦克镇压捷克、匈牙利、入侵阿富汗这些行为动摇了很多克格勃的信仰，许多间谍投敌都是因为信仰破碎，而非美帝的严刑拷打与金钱诱惑。
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立刻同意了这个大好事，没过几天，艾尔德里奇·埃姆斯就从苏联那边收到了5万美元现金,并开始为克格勃工作,代号“柳德米拉”。
在1985年的那个圣诞节，位于苏联境内的二十七名CIA特工被捕，其中包括几个让克格勃反间谍部门头疼了多年的老鼹鼠：
少将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为美国人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代号顶帽；
克格勃上校阿列克谢·库拉克，在联合国掩护身份下向CIA传递了大量苏联核武器技术情报；
还有瓦列里·马丁诺夫和谢尔盖·莫托林，这俩在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里工作的克格勃军官一直是间谍...
埃姆斯叛变的理由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感到失望加上酗酒和债务，而苏联的知名间谍波利亚科夫叛变的理由是对苏联体制的失望。
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培养出了对自己体制失望的人，然后用金钱和意识形态把他们变成了武器。
某种意义上间谍中的叛徒是体制失败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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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月上旬，戈尔巴乔夫率苏联代表团对法兰西共和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法国总统密特朗是1981年作为联合左翼候选人赢得大选的社会党人，在保守派主导西欧和美国的政治版图中，他是少数几个和莫斯科有对话空间的西方领导人之一。
但有对话空间不等于友好，自从苏联介入阿富汗之后法苏关系急剧恶化，密特朗在公开场合多次批评苏联的人权问题，法国的外交政策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自主之间摇摆不定。
戈尔巴乔夫在和密特朗的会谈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欧洲是欧洲人的共同家园。
这个概念的实质是一种苏联版的戴高乐主义：强调欧洲的独立性和统一性，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角色是一个外来者，而苏联和西欧各国才是这座共同家园里的真正住户。
“我们都生活在欧洲，”戈尔巴乔夫对法国电视观众说，“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尽管有些人从这扇门进入房子，另一些人从另一扇门进入房子。
我们都需要合作，我们都需要在这栋房子里相互沟通。”
密特朗的措辞则比较谨慎，他表示“在美国和苏联做出相互让步之前，谈论停止军备竞赛和缓和欧洲当前局势为时过早。”
只有美国倒台了，法国才会选择苏联。
这种双方的空话并不能给媒体什么爆点，随后的新闻发布会才是大头。
...
新闻发布会在爱丽舍宫的新闻厅举行。
按照原定安排，应该由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代表苏方回答法国记者的提问，但谢瓦尔德纳泽在发布会前一小时突然“身体不适”。
年导在走廊里碰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用格鲁吉亚语和秘书低声说着什么，脸上的表情非常尴尬。
因为我们的外交部长TM的不会英语也不会法语！
面对一群以尖刻和刁钻著称的法国记者谢瓦尔德纳泽没有信心能不出丑。
他在格鲁吉亚当了十三年书记的经验在这里完全派不上用场，巴黎的记者可不是苏联的干部，他不能用“同志们这个问题我们会认真研究”来打发记者们。
现在怎么办？
轮椅！来！
“部长同志，要不我去？”年导的语气说是建议，实际上是通知。
谢瓦尔德纳泽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
年导走进新闻厅的时候厅里大约坐了一百五十名记者，闪光灯在她走向讲台的那几秒钟里闪了一个够拍一组时装大片的量。
毕竟，一个戴着墨镜的银发苏联女外交官在新闻台上出现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打破所有人对苏联官僚的刻板印象了。
年导摘下墨镜，先用流利的法语开场，这让现场的法国记者集体愣了一下，因为他们完全没预料到一个苏联外交官会说法语而且说得这么好。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同志身体不适，由我代为回答各位的提问。
我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伊万诺娃。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个请求——
请各位把闪光灯的频率降低一些，我的眼睛对强光比较敏感。如果你们把我闪瞎了那接下来的外交谈判就得用盲文进行了，我想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台下传来一阵善意的笑声，大家都以为年导的银发是某种遗传疾病比如白化病什么的，眼睛对光敏感些很正常，况且在巴黎的新闻圈里，幽默感是一种比信息更稀缺的货币。
第一个问题来自《费加罗报》，一个中年记者问道：
“伊万诺娃女士，总书记先生提出了‘欧洲共同家园’的概念，但苏联在这座‘共同家园'里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房客——毕竟你们在东欧驻扎着几十万军队。您如何回应这种批评？”
年导保持微笑不变：
“记者先生，您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但我想提醒您，在这座‘欧洲共同家园'里，1939年到1945年间有一位自称房东的住户试图把所有其他住户赶出去甚至消灭掉——
而正是那个您称为‘不请自来的房客'的国家付出了两千七百万条生命把那位暴力房东制服了，当然，也离不开诸位房客的齐心协力。
所以如果要讨论谁有权住在这栋房子里，也许应该先感谢那个帮你保住了房子的‘邻居’。”
全场安静了片刻，然后是更多的闪光灯和更多举起的手。
第二个问题来自《世界报》，一位记者问了一个所有人都在等的问题：
“苏联的人权状况——政治犯、良心犯、持不同政见者...总书记先生在会谈中避开了这个话题，请问苏联境内目前有多少政治犯？有报道称这个数字高达四百万，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吗？”
哪有四百万，按照目田宇宙常数来说应该用三千万，按照老白剧场的真相标准应该是三亿。
“女士，苏联的总人口是两亿八千万。四百万意味着大约每七十个苏联公民中就有一个是政治犯——如果这是真的，那苏联的监狱系统大概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机构了。
我建议各国政府向我们学习先进的监狱管理经验。”
历史上这个四百五的数字直接将这个话题的价值降到了零，那个时候的法国还没经历过后世的互联网粪坑轰炸，对于所有人来说四百万这个数字荒谬到了连严肃讨论的意义都没有。
年导继续说道：“但说真的，这个数字让我想起了一种宣传手法。
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四百万政治犯这个数字的来源是什么？是哪个研究机构的调查？有可验证的数据吗？还是只是某个人凭空造出来然后被重复了足够多次以至于大家觉得它应该是真的？”
“苏联确实存在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我不会在这里假装它不存在。但把一个严肃的人权议题用四百万这种荒诞的数字来讨论，恕我直言——
这不是新闻报道，这是纳粹式的宣传。”
提问的记者的脸红了，因为四百万这个数字确实没有任何可靠信源，美苏两边互相打嘴炮时说的东西真实度只有天知道。
第三个问题来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伊万诺娃女士，苏联在海湾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保护航运自由还是在谋取利益——利用封锁危机来抬高油价？”
“前者是我国的目的，后者是战争的结果，不能用这种说法来抹黑污蔑我国。”
“保护航运自由是我们的道义责任，两名苏联船员为此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同时作为一个石油出口国，因为海湾战争油价上涨而获益不是很正常吗？美国也是石油出口国，为什么不去问问里根总统呢？
但让我反问您——在座的各位中有没有法国记者敢对法国总统问同样的问题？
法国在非洲法郎区的驻军到底是在保护前殖民地国家的安全还是在保护法国的经济利益？谁能告诉我这个答案？”
提问的年轻记者是个阿尔及利亚裔，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世仇的历史让他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发布会持续了一个小时，年导用她的机敏、她的幽默、她那种在外交辞令和真话之间精确走钢丝的能力，把一场本来可能变成法国记者拷问苏联官僚的单方面审讯变成了一场让双方都觉得有收获的对话。
法国媒体在第二天的报道中一致把注意力从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的会谈转向了年导的发布会。
戈尔巴乔夫有些不太高兴，他觉得年导的光彩遮了他的面子，但这次会谈的结果很好，他也不能说什么。
1月24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被定于2月召开，这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第一次全党代表大会，也是他正式向全党和全世界展示改革纲领的舞台。
代表大会的核心文件之一就是新的苏共党纲。
现行的党纲是1961年在赫鲁晓夫主持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那份党纲宣布了一个宏伟的目标：
到1980年为共产主义建立物质和科技基础。
现在已经1985年了，共产主义没有到来，玉米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更是看不到牛肉只看到土豆，社会主义本身都在摇摇欲坠！
那份党纲还写在那里，就像个欠了二十四年没还的借条在提醒所有人：
我们曾经承诺过一个无法兑现的未来。
新党纲的起草工作从安德罗波夫时代就开始了，苏联最聪明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被集中在一起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来回答一个问题：
我们苏联现在到底处在哪个历史阶段？我们要去哪里？怎么去？
关于这个问题党内有三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第一种来自正统保守派，他们要恢复对现时代的经典定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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