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63章

这就是双轨制改革。

最初，国家订单占企业产出的30-40%，剩下的企业自主经营。实际执行中，部委为了保住自己的存在意义，把订单的比例提到80-90%甚至100%。结果就是企业法律上有自主权，实际上还在执行指令，但指令体系本身的强制力又被改革削弱了——部委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处分厂长了。

这造成了最坏的结果：旧体制的纪律没了，新体制的激励没建立起来。企业开始系统性地把利润转移到工人奖金（因为劳动集体委员会有发言权），同时砍生产性投资。

于是1988-1990年苏联出现了一个怪象：工资增长远超生产率增长，市场上的商品却越来越少。

那还说啥了，通货膨胀起飞吧。

历史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决心做价格改革。他的经济顾问从1987年起就反复提价格改革，方案做了一个又一个（500天计划是最有名的）。

但戈尔巴乔夫他妈的每次都在最后关头退缩！

原因不复杂，苏联消费品价格长期是政治价格，面包、肉、住房、公交都被压在远低于成本的水平。一旦放开，物价至少翻倍，而且因为长期压抑需求，会出现剧烈的抢购和恐慌。

结果就是企业被告知按市场原则经营，但市场本身不存在——价格是假的，供应是计划分配的，货币是软的（因为商品短缺，卢布买不到东西）。

这种条件下企业自主必然会演变成企业自由地侵吞国有“705ｕ．сοｍ-读?書會首發”资产。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上碰了壁后就启动了政治改革：公开性、人民代表大会、多候选人选举，但他搞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代议制民主化，而不是企业层面的治理结构改革。

结果就是全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萨哈罗夫、叶利钦、波罗的海人民阵线这些挑战苏共合法性的力量，而企业层面的治理依然混乱。

政治改革消耗了他的政治资本，但没有换来经济改革的执行力。到1989-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层面面对民主派的进攻，在企业层面面对厂长们的自发私有化，在地方层面面对加盟共和国的离心运动，三线作战，每一条战线都在崩。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党的领导的态度还拿不下决心。

他从1988年起提了党政分开，1990年取消宪法第六条苏共领导地位条款。但他做这一步的方式是把党的权力转移到新设立的总统职位（他自己）和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转移到企业、社会、市场。

结果是党的纪律解体了，但接管党的功能的新机构（总统、苏维埃）还没建立权威。

这中间的权力真空，恰恰是叶利钦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填补的。

戈地图是真尼玛废物啊。

他反感价格冲击、反感失业、反感党的纪律、反感对加盟共和国的强硬政策，但他提出的改革方案要成功恰恰需要一些强制：

强制部委放权、强制让僵尸企业破产、强制做价格改革承受短期通胀、强制党退出企业又保持中央政权的权威。

这时刻考验着改革者的政治意志——

你愿意为了一个目标承担短期的不受欢迎、承担工人罢工、承担党内反弹，并且有决心继续走下去吗？

戈尔巴乔夫没有这个意志。

炫狗在89年被推到高地水晶时愿意派诺克萨斯之手承担流血的代价来保住他的改革轨道，戈尔巴乔夫在维尔纽斯流了点血就退缩了。

在苏联解体后，雷日科夫于2000年回忆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

“戈尔巴乔夫想要市场经济的果实，但不愿意付市场经济的代价；他想要民主的合法性，但不愿意付民主的混乱。”

苏共在1985年选出了它能选出的最改革派的人，而这个人完全不配。

————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团队正在从列宁全集中寻找合法性。

联盟每一次重大政策转向都需要这个程序。

不管打算做什么，你都必须先证明列宁已经说过类似的话，否则你的政策就是修正主义！

斯大林用这套方法论证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用它论证过全民国家，勃列日涅夫用它论证过发达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五十五卷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弹药库，不管要往哪个方向射击，都能从里面找到合适口径的子弹。

阿甘别吉扬和彼得拉科夫带着他们的团队在苏联科学院的阅览室里泡了整整一个星期。

阅览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列宁的画像。

画像下面的长桌上铺满了翻开的《列宁全集》，不同卷册的书页之间夹着各种颜色的书签条。红色表示可以直接引用，蓝色表示需要适当剪裁，黄色表示原文有利但上下文不利需要脱离语境使用。

彼得拉科夫在第四十三卷翻了翻，那是1923年的著作，列宁生命的最后一年。

他终于找到了他们需要的核心弹药，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把那一页举到了阿甘别吉扬面前：

“看！我要的就是这一段！”

他举起书，向阅览室里的一众同僚和墙壁上列宁的神像展示着书皮。

“列宁全集！”

那段话出自列宁的《论合作社》：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就在于，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上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看到没有？根本改变！”彼得拉科夫兴奋地敲着书页。

“连列宁本人都承认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要根本改变——我们现在搞改革、放开合作社、引入市场因素，这不是背离列宁主义，恰恰是在落实列宁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墙壁上的神像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阿甘别吉扬从椅子里探过身来，看了看那段话：“不错，那紧接着的下一段是什么？”

彼得拉科夫翻了翻，下一段列宁写的是：

“既然国家政权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这个政权掌握着一切生产资料，那么留给我们的任务就只是把居民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了。”

“这个...”彼得拉科夫的兴奋降了一点，“他说的合作社是在公有制前提下的组织形式，不是我们现在要搞的那种。”

“那我们引用的时候把前置条件弱化处理，”另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从旁边插了一句嘴。

他的名字叫沙塔林，日后会因为500天计划而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但现在他还只是一个坐在阅览室角落里翻书的年轻研究员。

“就说‘在我们苏联当然已经具备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然后重点强调‘根本改变’四个字就行了。”

阿甘别吉扬看了他一眼。

几十年来，每一个政策文件的起草者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从列宁的海洋中捞出需要的那条鱼，然后假装整个海洋都在支持你。

他们继续翻。

第四十一卷是1921年的《论粮食税》：

“国家资本主义比我们现在的经济在经济上不知要高多少倍......在苏维埃政权得到工人和贫农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丝毫用不着害怕它。”

“看，完美！”彼得拉科夫在书签条上写下了引用页码，“列宁自己都说国家资本主义不可怕——租赁制、合资企业、外贸放开——都可以用这段来背书。”

但当时列宁说这话的语境是1921年苏俄经济崩溃、需要利用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来恢复生产。

列宁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有非常具体的形式：租让制（国家把矿山、油田租给外国资本家，国家拿固定份额）、合作社、私人租赁国营企业、商业代办合同。这些形式的共同点是资本主义因素被严格限制在国家划定的边界内，而且是有期限的策略性退让。

而且列宁在同一篇文章后面紧接着说：“新经济政策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但根本改变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和形式。”

也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工具不是目的，是策略不是道路。

阅览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翻书声和铅笔在纸上沙沙写字声的声音。

列宁的画像从墙上注视着他们，那双被画笔凝固在永恒中的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想着共产主义的未来，也许他在想着他写下的那些话在六十多年之后会被怎样使用，也许他什么都没想。

因为他只是一尊无害的神像。

然后阿甘别吉扬翻到了一段来自1922年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列宁的发言：

“共产党员当厂长的，开张大商号的，居然管不过普通的资本家——这才是最危险的！”

“这段我们不用。”

“为什么？”

“因为它说的恰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最大风险，党的干部转型成企业管理者之后管不好企业，最后要么搞垮要么私吞。这段话引用出来不是在给改革找合法性，而是在给改革找反对理由。”

沙塔林想了想点了头。彼得拉科夫则翻了翻手里的笔记，说道：

“有意思，列宁在1922年就预见了我们1985年要踩的坑。”

所有人都没说话。

他们还翻到了另一段不太敢用的，那是列宁在1921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里写的：

“我们退却得还不够，我们必须再退一些......”

这段话精确地描述了戈尔巴乔夫正在做的事情——从计划经济往后退让出市场空间。

但退却这个词不好，你可以说调整、完善、发展甚至是根本改变，但不能说退却。因为退却意味着承认方向错了，而苏共的合法性建立在“党的路线方针正确无误”这个前提之上。

那段记录是列宁最后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贸易垄断问题反复让步又反复收回的内容。

这些记录显示列宁本人对市场要素的容忍度有明确边界，而且越到晚年越收紧（他临终前最激烈的一次党内冲突就是和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关于是否取消外贸国家垄断）。

这些史料对戈氏团队不利，所以基本被忽略。

一个星期之后，经济顾问团队向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份附有完整列宁引文索引的政策合法性论证报告，并遵从戈尔巴乔夫的意志进行了修改。

现在，改革方案“完全符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可以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推广了。

戈尔巴乔夫在看到那些精心挑选的引文时满意地点了头，然后送去政治局审议。

他没有去检查引文原文上下文。因为检查的结果可能会让他发现，他想做的事情和列宁想做的事情之间的距离比他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

墙壁上，列宁沉默的神像注视着这一切，什么也阻止不了。

————

九月初，文尼察州的纺织厂和糖厂正式启动了试点改革。

克拉索夫斯基以试点改革协调人的身份进驻了两家工厂，带着斯拉瓦给他的那份方案走进了车间。

他在休息时和工人聊天，在食堂里和厨师讨论伙食为什么这么差，在午休时间把几个车间的骨干工人叫到一间空会议室里问他们“如果让你们参与决定这个厂子怎么经营你们会怎么干”。

第一次工人座谈会上，一个纺织工人说道：

“你让我们参与管理？真的吗？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厂长上个月到底发了多少奖金？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信息透明是一切的起点。

于是克拉索夫斯基先把两家工厂的OGAS终端连上了数据网络，让财务和经营的核心数据能够被工人代表查阅。

统计下来厂里的资金有着大量烂账坏账，前面的那些账本根本没法看，但是至少这个月的资金缺口大家还是能看出来的：

多亏了戈地图，纺织厂厂长这个月的奖金总额是普通工人月薪的二十倍！

工人们站在终端前面，沉默地看着那些数字，然后转过头来对克拉索夫斯基说：

“我操他妈的。”

改革就这样在乌克兰的一间纺织厂里以一种列宁大概不会赞同的语言开始了。

第52章 苏联不能倒，那只能欧公子买单了（9K）

与此同时，年导正在筹划一件看起来天方夜谭的事情——

说服政治局让没有外债的苏联主动欠下接近上百亿的美债。

6月11日，莫斯科

6月的莫斯科正在经历一个异常闷热的初夏，克里姆林宫办公楼里那些被设计来抵御严冬的厚墙在这种天气里变成了巨大的储热罐，走廊里的温度比外面还高。

年导在外交部的新办公室里脱掉了外套，只穿着一件白衬衫和短裤工作，脚上挂着拖鞋，旁边立着一台从西德进口的电风扇。

这在部委里算是相当不正式的着装了，但她不在乎，反正她那副墨镜已经够不正式了。

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三样东西：

一份CIA公开发表的《苏联经济年度评估》的英文复印件，这是通过外交部的公开情报渠道获取的。

一份苏联外贸银行内部的外汇储备结构报告。

以及一袋托人从中苏边境霍尔果斯口岸买的江米条。

“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夫·伊万诺娃同志，您的奶茶已经煮好了——雷日科夫总理已经收到了您的提议，他说下午会给您答复。”

她的秘书推开门，将煮好的奶茶放在桌上，顺便将一些文件放在她桌上。

“嗯，小同志辛苦了，走的时候记得关门啊。”

年导将墨镜拉下一点，和秘书打了个招呼，随后又推上墨镜。

她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尽管它不在她“外交部国际合作事务副部长”的正式职责范围内，但它的重要性远超她桌上那些等待签字的外交照会和领事协议。

问题是：苏联的经济还能撑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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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不会骗人。

几天前，当年导把那份CIA报告和外贸银行报告并排摊开在桌上的时候，两份报告的数字在某些关键节点上惊人地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