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47章

灵柩被抬到列宁墓旁边那个新挖好的墓穴前的时候，斯拉瓦想起了他在旅社里的那个梦。

现在第四块墓碑下面也住进了它的主人。

墓碑前的那碗茶永远凉了。

3月19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投票的结果是一致通过——和所有苏联政治传统中的总书记选举一样，全票通过以显示党内团结。

作为妥协的另一半，戈尔巴乔夫被正式确认为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这个头衔虽然在正式文件中不叫第二书记，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就是第二书记。

契尔年科在当选后的简短讲话中用了不到十分钟就把所有该说的话说完了——他的声音沙哑、气息短促，每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站在主席台上的身影比安德罗波夫在最后几个月时还要虚弱。

在场的几百名中央委员看着这个明显病入膏肓的老登艰难地念完讲话稿的时候，心里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他能撑多久？

斯拉瓦坐在大厅最后面的角落里看着主席台上的这一幕，然后他看向了主席台上的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坐在新任总书记的右手边，穿着那件标志性的合体西装。

他们的目光在那个瞬间交汇了大约两秒钟。戈尔巴乔夫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把视线收了回去。

斯拉瓦已经读到了他需要知道的所有东西：游戏还没有结束。

新的斗争开始了。

第40章 联盟怎么可能几年就解体呢？

契尔年科新官上任理论上要有三把火，但斯拉瓦看他这半只脚入棺材的模样估计他只能烧肩上那三顶阳火了。

新书记的执政风格和安德罗波夫相差甚远——安德罗波夫是一个知道自己时间不多所以疯狂地往前赶的人，契尔年科则是一个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选择什么都不做的人。

他的政治哲学可以用五个字概括：“不出事就行。”

在安德罗波夫留下的那些改革措施面前，契尔年科的态度像是一个不太情愿的房客面对前任租户装修过的房间——

他不喜欢这些新家具，但拆掉它们太费力气了，所以就让它们留在原地，也绝不会再添置新的。

反腐运动的力度在他上台后的第一个月里就下降了。

安德罗波夫时代那种克格勃突击检查商店和澡堂抓旷工的做法不再被鼓励——契尔年科的秘书在一次一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新任总书记的“精神”。

大意是“纪律整顿要继续，但方式要更温和、更注重教育而不是惩罚”。

翻译成基层执行者能听懂的话就是别查了。

现在，莫斯科的国营商店在上班时间重新出现了排队的人群。工人们又开始在上班时间溜出来购物了，反正没什么人来查。

在意识形态领域契尔年科做了更多的调整——他毕竟在苏共中央主管了二十年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这是他最熟悉的地盘。

安德罗波夫在六月全会上那段著名的“非理性的试错方式”的表述被悄悄地从官方引用文件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更正统的马列主义宣传——

“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这些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调子重新占据了《真理报》的社论版面。

但契尔年科做不到的事情比他做得到的多得多。

他做不到撤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书记，已经深深嵌入了党的日常运作机制中，政治局会议有一半以上是由他代为主持的，因为契尔年科经常因为身体原因缺席；

他做不到推翻日内瓦条约——条约已经签了，全世界都看着，苏联的国际形象刚刚因为这个条约而有所改善，推翻它等于自打耳光；

他做不到叫停阿富汗的撤军进程——工作组已经在运转，军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从反对撤军转变为分阶段撤军，他没有力气再把这个方向扳回去；

他也做不到阻止农业产研联合体的试点——好几个州的农业产研联合体已经在运行，戈尔巴乔夫作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对这些试点给予了比安德罗波夫时期更强的推动力度。

农业改革是他和斯拉瓦的政绩，也是苏共改革派两员大将在党内建立权威的资本。

改革的势头也不再像安德罗波夫时代那样来自最高层的强力推动了，现在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一批改革派干部正在用自己的积极性和政治能量来弥补最高层领导力的缺失。

至于斯拉瓦，他在这个格局中的位置很微妙：

他是中央书记处农业部门的副主任，行政上直接归戈尔巴乔夫管辖，这意味着只要戈尔巴乔夫不倒他就不会倒。

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有资格出席中央全会并在会上发言，这给了他一个超越农业领域影响更广泛政策讨论的平台。

而他现在最想影响的就是联盟的外交政策。

————

四月，新一轮中苏副外长级磋商在莫斯科举行。

这是自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两国之间的例行高级别接触，中方代表团的规模和级别比上一轮略有提升。

看来北平对安德罗波夫去世后苏联对华政策的走向持谨慎态度。

磋商的内容和过去几轮没有本质区别，三大障碍仍然是核心议题，苏方仍然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毕竟对苏联来说，从阿富汗开始撤军已经算是最大的让步了，中方既然还坚持“不解决障碍就无法正常化”的底线，那就拉倒。

虽然政治局上保守派仍然持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调子，但对于改革派干部来说，他们已经在过去一年多中苏关系解冻中吃到了实打实的红利，许多人都希望推动中苏经贸和科技的进一步合作。

斯拉瓦没有出席这场磋商会议，他此刻正在做外交部的朋友们的工作，希望在磋商结束后安排一次和中方代表团中一个他认识的人的非正式晚餐。

那个人是于洪亮司长。

两年不见于洪亮，他的头发白了不少，精神头比上次在见面时好了许多。

大概是因为中苏关系在这两年里确实在朝着好的方向走吧，他作为苏联东欧司的负责人终于不用每天对着一堆“坚决拒绝苏联帝国主义”的旧文件发愁了。

晚餐在莫斯科一家不太起眼的格鲁吉亚餐厅里进行。

年导照例坐在旁边，虽然现在的中苏关系不再需要像两年前那样偷偷摸摸地安排非正式接触了，但斯拉瓦和于洪亮之间的私人渠道仍然比正式外交渠道更灵活也更坦诚。

“哦，罗南同志，”于洪亮用了斯拉瓦的中文名字。

“说实话，安德罗波夫同志去世后北京很担心。新上来的这位，我们不太了解他接下来的动向。”

“其实不瞒您说，我也不太了解他。”斯拉瓦说道。

“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对华关系的方向不会变，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罕见地有共识。

和中国改善关系对苏联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就算是最保守的政治局委员也不会反对和邻居做生意，不是吗？”

斯拉瓦眨了眨眼，和于洪亮碰了一杯。

“做生意可以，但三大障碍呢？”

“啊——在推进了在推进了，但推得慢。阿富汗那边已经有部队开始撤了，柬埔寨的问题更复杂一些...”

斯拉瓦无奈地摇摇头，毕竟管外交部的又不是他，政治局里改革派也没有取得多数，他现在也只能动动嘴皮子了。

“我这么说吧，邓主任那边希望在柬埔寨问题上让越南赶紧撤军。”于洪亮放下了筷子。

“邓主任的态度很明确——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门槛。阿富汗和边境驻军是苏联自己的事情，而且你们也开始撤了，这一点我们也在对苏贸易上做出了让步，你们在阿富汗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来。

但柬埔寨不一样，越南占着柬埔寨就等于在中国的后院插了一把刀，这把刀不拔掉，北平没法跟莫斯科真正坐下来。”

斯拉瓦在心里记下了这一点，随后试探性地问道：

“如果莫斯科在越南问题上做出某种实质性的姿态，北平愿不愿意给出一些对等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在国内推动这件事？”

于洪亮谨慎地看了他一眼。

“你的意思是你需要中方提供一些‘让步’来说服莫斯科的保守派？”

“对，我们需要弹药。我们需要能摆在政治局台面上的东西——贸易订单也好、技术合作也好、甚至只是对苏联某个无关紧要的具体议题的让步——任何能让保守派看到‘和老钟改善关系是有回报的'的东西。”

“任何东西。”斯拉瓦诚恳地重复了一下。

于洪亮没有当场回答。

“我们回去后会讨论这个事情的。”

...

斯拉瓦没有干等。

四月末，他通过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正式的议案，要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框架下调整对越政策的可能性”。

议案的核心也在改革派成员的商讨下做了一些调整：

苏联做出的让步是让越南在3年内从柬埔寨撤军。自越南1978年入侵柬埔寨颠覆红色高棉政权以来，一直保持着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

但为什么要一直占着柬埔寨呢？

越南自统一后就怀有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战略构想，这一设想可以追溯到胡志明时代。

同时，红色高棉是北平在东南亚重要的盟友之一，老钟对柬埔寨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

从河内的视角看，波尔布特政权本质上是中国用来牵制越南的棋子。况且在那一年——1978年，中越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中国停止援越、越南大规模驱逐华人华侨、越南倒向苏联签署《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在这个背景下，消灭红色高棉既是解除后方威胁，也是对老钟势力圈的一次打击。

同时，苏联当年为了增强对老钟的三面包围，支持越南主动出击入侵柬埔寨。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越南就发动了入侵。

莫斯科当年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和越南签订的条款实际上给了河内战略靠山——如果老钟大规模报复，苏联至少在理论上有义务介入。

事实上在1979年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苏联确实进行了军事施压，只是没到直接开战的地步。

对于越南来说，现在的柬埔寨就和当年美国人面对越南、苏联面对阿富汗、纳粹德国面对苏联一样陷入了战争泥潭。

越南在柬埔寨本地扶植起来的洪森政权太弱，一旦越军撤离，泰柬边境的红色高棉残余和其他抵抗力量（受中、美、泰支持）就可能卷土重来。所以越南被迫维持十万级别的驻军长达十年，直到1989年才撤军。

如果苏联在现在就断掉对越南的援助，那么越南很快就会因为经济压力和国际上的内外交困而不得不转变方向。

可....真的只靠断绝援助就能达成目的吗？

斯拉瓦知道自己必须说服改革派。

“...联盟每年对越南的援助超过二十亿卢布，而中苏贸易在过去两年里从不到三亿卢布增长到了接近七亿卢布并且还在快速上升，中国庞大的市场对联盟的工业设备和能源产品的潜在需求是越南的几十倍！

我们要让数字来说话，而不是让十几年前的意识形态论战的结果来说话！”

戈尔巴乔夫在看过这份议案后做了一个让斯拉瓦意外的决定——他让斯拉瓦本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自陈述。

戈地图这是在把斯拉瓦架在火上烤。

如果议案通过了，功劳是戈尔巴乔夫的，因为他是主管，如果议案被否了或者没有好结果，责任是斯拉瓦的，因为他是具体提出者。

风险和机遇并存！

“好，我立刻去准备报告。”斯拉瓦深深地看了眼戈尔巴乔夫，接下了这个挑战。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月末的一个下午召开。

斯拉瓦站在那间熟悉的大厅里，面对着比他年长三四十岁的老登，用二十分钟的时间把他的论点从头到尾陈述了一遍。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政治局的报告。

他说得很克制，没有用任何煽动性的措辞，也没有做任何个人化的攻击。他向来务实，更喜欢把数字一个一个摆出来然后让数字自己说话：

对越援助的成本、中苏贸易的增长、越南金兰湾基地的实际运营效率、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消耗对苏联援助预算的占比、以及如果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后苏联在远东方向可以释放出多少军事和经济资源...

“同志们，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要越南还是要中国的选择题！

苏联和越南的友好关系可以在新的框架下继续维持——金兰湾基地可以继续使用、军事合作可以继续开展、经济援助可以在合理的水平上继续提供！

但柬埔寨的问题不能继续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拦路石，越南现在完全依赖于我们，没了我们老钟可以轻易收拾它。

双线作战本来就很难受了，还要在柬埔寨驻军十几万人、每年消耗几十亿卢布的援助，而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出路——河内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如果莫斯科能帮助河内找到一条体面的退路，不仅中苏关系会迎来突破，苏越关系反而会因为摆脱了这个负担而变得更健康。”

陈述结束后大厅里的沉默一直持续着。

保守派的反击来得很快，乌斯季诺夫的一个副手代表军方建制派发言：

“金兰湾是苏联海军在西太平洋不可替代的前进基地，放弃对越南的支持等于放弃苏联在东南亚的全部战略存在，这个代价远大于中苏贸易能带来的收益！”

同时，来自外交部的干部则从国际信誉的角度反驳：

“如果苏联在美国和中国的压力下迫使自己的盟友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愿意为了改善和大国的关系而牺牲小国盟友的利益——古巴、安哥拉、莫桑比克、尼加拉瓜的领导人会怎么看？

今天苏联可以为了和老钟搞好关系而放弃越南，那么那些位于和北约对抗最前线的盟友怎么想？”

这些反驳都有道理。斯拉瓦必须承认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并不是空穴来风，金兰湾的战略价值是真实的，国际信誉的考量也不是虚的。

但和一年前相比，反对声音的底气明显减弱了。

没有人再用“背叛社会主义阵营”“背叛正统马列主义”这种措辞来给讨论扣帽子了，也许是因为日内瓦条约的成功让和对手谈判不再等同于投降，也许是因为阿富汗撤军已经打破了“苏联永远不会从任何地方撤退”的心理禁忌。

斯拉瓦这些年的布局起到的蝴蝶效应远比他想象的大。

最终，反对的票数以两票之差赢得了胜利。

这第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结论——契尔年科在讨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因为身体原因提前离场了，他的缺席让会议失去了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威，最后只留下了一份“继续研究、另行讨论”的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