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唉唉,年导,往日种种——”
“夸你两句你还喘上了,欠操。”年导笑骂一声,拍了拍斯拉瓦的胳膊,随后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
她下了车朝招待所的方向走,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来不来?酒会要开始了,到时候你要是想喝点啥我们可以在酒会结束后顺几瓶子带回家。”
“咱们这顺酒的操作有点像我认识的某个王姓领导啊,不会咱们最后也被套个23662.22卢布的宇宙常数吧?”
“6”
斯拉瓦看着她的背影。银白色的头发在暮色中泛着淡淡的光,然后他也打开车门走了出来。
招待所门前的灯光暖融融的,有人在里面弹钢琴,琴声从半开的窗户里飘出来混着青草和白桦树的气味在傍晚的空气中散开。中方代表团的几个人和苏方的接待人员已经在草坪上端着酒杯寒暄了,于洪亮站在人群中跟谢洛夫碰了碰杯,从远处看就像两个老朋友在聊天。
斯拉瓦站在车边深吸了一口气,莫斯科郊外的晚风把他的头发吹得有些乱。
他不再只是棋子了,至少不完全是了。
他走向了那片暖黄色的灯光。
第26章 丧事喜办这一块
于洪亮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九月初CPC便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报告中提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虽然附带了若干保留条件,但整体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党代会报告都积极得多。
十月五日,第一轮副部长级磋商在北京正式开幕,持续到二十二日。
这是自1979年因阿富汗战争中断以来中苏双方首次恢复这个级别的正式谈判,虽然双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仍然各执一词没有实质性突破,但比起历史上那种一见面就互念政治讲话稿的僵硬氛围,这一次的会谈多了几分真正的对话意味。
苏方代表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措辞出现了松动,不再是历史上的“涉及第三方的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这套老话了,而是更加有诚意:
“苏联方面注意到了中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关切,并愿意就此进行深入的意见交换。”
双方同意此后每半年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一轮磋商,下一轮定在1983年上半年的莫斯科。
斯拉瓦在得知谈判结果的那天晚上破天荒地开了瓶格鲁吉亚红酒,和年导两个人在公寓里碰了碰杯。年导喝了一口就皱了脸说这玩意儿酸得能把牙腐蚀掉,但还是又喝了一口。
“解冻第一步来喽!”斯拉瓦把杯子放下来的时候说。
“行百里者半九十,同志仍需努力啊。”年导回答道。
————
十一月的莫斯科已经开始下雪了。
斯拉瓦在十一月七日——也就是十月革命六十五周年的庆典上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远远地看到了勃列日涅夫。
勋宗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接受阅兵式的检阅,身边站着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勃列日涅夫穿着一件厚厚的深色大衣,帽子压得很低,围巾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的,但即便隔着红场上几百米的距离和莫斯科十一月的冷风,斯拉瓦也能看出来那个站在观礼台上的老人和两年前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老人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
两年前的勃列日涅夫虽然行动迟缓口齿不清,但至少还能自己站住,现在他需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能保持直立,在检阅部队经过的时候他的手甚至没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敬礼动作就垂了下去。
阅兵式上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西方观察员的注意:
一位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基里连科缺席了庆典。
基里连科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核心圈子成员之一,他的缺席被许多人解读为权力交接前夜的某种信号。
三天后,十一月十日,莫斯科时间清晨,勃列日涅夫在家中去世了。死因是心脏病发作。他的妻子维多利亚在身边,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
苏联中央电视台在莫斯科时间下午七点十五分给出了暗示。
原本正在播放的常规节目和一个音乐会被突然替换成了一部列宁的纪录片,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说明,屏幕上的画面就这么切了过去。
几分钟后,晚间新闻《时间》节目的主持人出现在屏幕上,他们平时穿的正装被换成了深色的丧服。
莫斯科的市民们最初以为是缺席了十月革命庆典的基里连科去世了——毕竟那个人已经很久没露面了。
但随后电视台的节目安排开始出现更多的异常:原定的冰球比赛转播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
那是所有苏联人都知道只有在国丧时才会播放的曲子。
斯拉瓦和年导是在公寓里从电视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当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取代了冰球赛的解说声从荧幕中传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年导把手里的瓜子袋放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站起身走到电视机前面。
“好活!”她说。
勃列日涅夫正式的死讯是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宣布的。西方国家的观察员们发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一个旁证颇具讽刺意味——他没有给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签发独立日的祝贺信。
苏联领导人在这种事情上从来不会疏漏,给每一个盟友的国庆日发贺电是例行公事,连这个都做不到了说明签字的那只手已经永远停下来了。
全国哀悼持续了五天。
十一月十一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勃列日涅夫治丧委员会主席。这在联盟的政治传统中不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它是新任领导人身份的第一个公开确认。
西方国家的评论员们在看到这条任命消息的时候几乎同时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将是下一任总书记。
斯拉瓦在得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治丧委员会主席的那天晚上去了一趟卢比扬卡大楼,在五层的会客室里见到了安德罗波夫。
老人坐在那把他坐了十五年的旧扶手椅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摞文件:治丧事务的安排、各国首脑发来的唁电、政治局会议的日程、以及一份关于十一月十二日中央全会的预备方案。
安德罗波夫的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了,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里的光比任何时候都亮。
“准备好了吗?”他说。
“准备好了。”
“葬礼你和伊万诺娃同志都要参加,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你也参加——中国方面派了外长黄华来,这是1969年以来中苏最高级别的外交接触。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斯拉瓦向他敬了个礼。
安德罗波夫端起茶喝了一口,然后从文件堆里抽出了一张纸递给斯拉瓦,上面是十二日中央全会的议程草案,只有一项内容: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
候选人只有一个名字。
————
十一月十五日,葬礼。
那天的莫斯科是阴天。
天刚亮的时候气温就降到了零下十度,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像是要贴到克里姆林宫的塔尖上。
莫斯科市中心从凌晨就开始戒严了,警察和武装部队士兵站满了主要街道和路口,所有通往红场的道路都被封锁,工会大厦前面站满了卫兵。
勃列日涅夫的遗体已经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里停放了三天供人瞻仰,三天里莫斯科的市民排着长队从他的灵柩前走过——有人是真的来告别的,有人是单位组织来的完成政治任务,有人只是因为好奇想看看一个统治了这个国家十八年的老人最后是什么样子。
斯拉瓦和年导是以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的葬礼,他们被安排在红场观礼区的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上,周围是各部委和各机关的中层干部们,穿着清一色的深色大衣和皮帽,在寒风中缩着脖子跺着脚等待仪式开始。
灵柩从工会大厦被移出来的时候,军乐队奏起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灵柩后面跟着的是护送勋章的队伍——
按照苏联的惯例,领导人生前获得的每一枚勋章都要被放在天鹅绒垫上由高级官员托着走在灵柩后面。
但勃列日涅夫获得的勋章可能要一个营的高级官员托着走。
所以斯拉瓦看着那个托着勋章的队伍的时候已经把这辈子所有悲伤的事情都想了一遍。
毕竟,在葬礼上笑是会被当场拉走的,可那个画面确实太超现实了:
勃列日涅夫一生获得了大大小小两百多枚勋章,即使每个天鹅绒垫上放了好几枚,最后还是动用了四十四个人来护送。
队伍走过红场的时候长得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流,金色银色铜色的勋章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反射着冰冷的光泽,托着它们的官员们表情肃穆、步伐整齐,但每个人心里大概都在想同一件事。
这些勋章里有多少是真正靠功绩获得的、又有多少是老人家自己给自己挂上去的?
年导在他旁边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你说他要是把这些勋章全熔了能铸多少辆自行车?”
“闭嘴吧你。”斯拉瓦用胳膊肘了她一下。
灵柩被抬到了列宁墓旁边预先挖好的墓穴前。
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一位工人代表先后发表了悼词。
安德罗波夫赞扬勃列日涅夫“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和消除人类面临的核战问题鞠躬尽瘁”,并盛赞其推行的缓和政策。
斯拉瓦知道,这些赞美词很快就会和勃列日涅夫本人在过去十八年里签署的无数文件一样精确地完成了它的功能然后就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里。
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站在墓穴旁边,身材矮小的她被两个人搀扶着,在灵柩被放下之前按照俄罗斯的习俗吻了丈夫的脸颊。
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在接见维多利亚的时候没能控制住情绪痛哭了起来。这个在权力核心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人在那一刻,突然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正在失去朋友的老头子。
看到这里,斯拉瓦抿了抿嘴唇,年导也不说话了。
灵柩开始下降到墓穴里的时候,军乐队奏起了苏联国歌。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也响了起来,深沉的钟声在红场的上空回荡着,和国歌的旋律交织在一起。
苏联军队在红场上向墓穴中的勃列日涅夫敬了最后一个礼,然后阅兵式开始了——坦克和装甲车从红场上轰隆隆地驶过,导弹发射车拖着巨大的弹体在石板路上碾出沉重的响声,士兵们踢着整齐的正步从列宁墓前走过,靴底敲击地面的声音在高墙之间回荡得又远又空洞。
斯拉瓦站在寒风里看着这一切,心里的感受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他不喜欢勃列日涅夫——这一点从他穿越过来的第一天就很明确了,在他看来这个老人用十八年的停滞把一个超级大国的前途给耗尽了。
他的稳定本质上是一种慢性的自杀,他的缓和只换来一息安寝,他批了太多不该批的勋章给自己,签了太多不该签的文件给别人,在该做决定的时候选择了不做决定而在不该做决定的时候做出了最糟糕的决定。
但站在他的墓穴旁边看着军乐队奏国歌、看着他的妻子吻他冰冷的脸颊、看着基里连科这样的老战友掩面哭泣的时候,斯拉瓦不得不承认有一些东西是超越了政治评价的。
一个人死了,不管他做过什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七十五年然后不存在了。他的妻子从此以后每天早上醒来旁边的枕头是空的,他的同僚们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在零下十度的寒风里站了两个小时来送他最后一程。
死亡本身不分好坏,它只是一个句号。
年导大概也感受到了什么,她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缩着脖子站着。玫红色的眼睛在冷风中眯成了两条缝,也不知道是被风吹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葬礼结束后人群开始散去的时候,斯拉瓦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新填好的墓穴——泥土是新鲜的深棕色,在灰白的雪地上显得格外醒目,像是大地上新开的一道伤口。
列宁墓在旁边静静地矗立着,灰色的花岗岩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冷峻,而勃列日涅夫的墓就紧挨着它,和赫鲁晓夫的墓只隔了几步路。
他想起了那个梦——旅社外面的那排墓碑,第三块上面挂满了勋章。
现在墓碑下面真的住进了它的主人。
而下一块墓碑的主人此刻正站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接受各国来宾的致意,穿着一件看起来总是偏大一号的深色西装,表情凝重。
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第二天被苏共中央全会一致选举为新的总书记。投票的过程只用了几分钟,没有任何反对票,也不可能有——到了这一步所有的博弈都已经在幕后完成了,全会只是走一个被所有人心照不宣的程序。
中国也派出了黄华外长前来莫斯科吊唁。
安德罗波夫对中国外长黄华给予了格外热情的问候。这个细节被在场的几乎所有外交官和记者都注意到了。
随后,安德罗波夫和黄华进行了一次大约三十分钟的单独会谈,这是自1969年珍宝岛冲突以来中苏两国最高级别的直接外交接触。
会谈的内容没有被完整公开过,但塔斯社在事后的报道中引用了双方“表达了继续政治对话的共同意愿”这样的措辞。
在中苏关系二十多年的冰冻期之后,春天即将到来。
黄华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后对随行人员说道:
“中方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
这句话传遍了全世界。
——
葬礼后的第三天晚上,斯拉瓦和年导在公寓里吃了一顿比平时稍好一些的晚饭——年导买了一小块牛肉和几个土豆,在厨房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做出了一锅勉强能吃的炖菜。
他们碰了碰杯,但都没有说敬谁。
吃完饭斯拉瓦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雪,莫斯科十一月中旬的夜来得很早,下午四点就黑了,街灯在雪地上投下橘黄色的光斑,偶尔有一辆扫雪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把路面上的积雪推到路边堆成一道道灰白色的雪墙。
“年导。”
“嗯?”
“咱们来莫斯科两年多了吧?”
“两年零四个月啦,如果从你在卢比扬卡那个审讯室醒过来那天算起的话。”年导在沙发上翻了个身把毯子裹紧了一些,窗外的冷气顺着没关严的窗缝往里钻。
“两年零四个月啊,”斯拉瓦重复了一遍这个时间。
“从审讯室到现在,安德罗波夫已经是总书记了。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了,军方的信息化改革至少被允许研究了,英国换了首相,北约被削弱了一些。乌兹别克的棉花案证据还锁在保险柜里等着用。”
“咱们下一步怎么做?”
“我得想想啊。”
“那可多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比过去两年加起来都多,”她说着把毯子张开一个角,斯拉瓦也钻到毯子里,两人一起裹紧毯子。
“安德罗波夫坐上了那把椅子,但他的肾不会因为他当了总书记就自动痊愈。他能执政多久?一年?两年?三年?没人知道。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他能活多久,留给我们的时间都不够。”
斯拉瓦知道她说的是实话。在他穿越前的那个历史里安德罗波夫只执政了十五个月就因为肾衰竭去世了,留下了一堆刚开了头但还没来得及深入推进的改革措施和一个被契尔年科迅速接管的权力真空。
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改变这个结局,他要让这个国家在走向悬崖的路上多拐几个弯,至少在他成为舵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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