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酱，我不想组联盟了 第147章

事后，邓希贤做了人事安排，他看中了一个人——江怀民怀。

江怀民此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这场风波里上海也出了事，有一份叫《世界经济导报》的报纸刊登了一些呼吁西式自由民主的文章，。

江怀民的处理方式是停刊整顿，但没抓人、没流血。同时在处理游行方面保持着克制，没有流血，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和平解决了问题。

这个处理方式在邓希贤看来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江怀民的背景，他是技术官僚出身！

和毛、邓这样的以革命家出身的一代领袖不同，江怀民作为第三代领袖，他的领导班子里大多也是技术官僚，比如跟他同代的李鹏总理（水电）、朱容基总理（电机）、温家宝（地质）。苏联也一样，现在的总书记、总理都是技术官僚出身。

江怀民当过电子工业部部长，1983年就跟苏联在电子工业方面有过合作。在眼下这个中苏关系升温、苏联的信息化和电子工业经验正在涌进中国的当口，一个跟苏联有渊源的、懂技术的人坐在最高位子上，比一个纯政治型的领导人更合适。

6月，江怀民取代赵资羊，正式成为CPC中央总书记。9月，他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这是邓希贤交出的最后的职务。1993年，担任国家主席，直到他将中国送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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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瓦回莫斯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军方和内务部。

军方那边，他找的是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和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内务部那边，他找了新任内务部长和几个管城市治安的要害人物。

斯拉瓦关上门开门见山。

“同志们，你们这些天也看到了北平那边的事。”

在座的人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至于这事的根本起因，那是经济政治这种文官要操心的事，我说了你们也没法解决，我是来问你们一件事的：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苏联国内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你们打算具体怎么办？”

屋子里静了一下。

“你们想清楚了再答我。”斯拉瓦说，“我要的不是保证表态，是实打实的行动方案——

如果有一天，莫斯科的街上几万人、十几万人出来要反对党，你们的部队、你们的警察能不能控住？

能不能在控住的同时减少流血？如果到了最糟糕的时刻——”

他停了一下。

“——如果到了最糟糕的时刻必须用强硬手段，军方和内务部能否将命令贯彻执行？我们的暴力机器对党、对国家的忠诚有没有问题？”

他必须确保军方和警察部门的忠诚。

他必须防患于未然，他这几年的改革老百姓是认的——菜篮子有了，粮食稳了，日子比前些年好了，人民对苏共、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任越来越高，可是万一呢？

他亲眼见证了一个看似稳固的体制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被一个导火索引爆。

如果苏联哪天也冒出一个类似的导火索呢？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情绪、那些不安分的知识分子、甚至一次改革政策的失误...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那根火柴！

他问了具体的预案：如果莫斯科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第一梯队谁出动？通信指挥链走哪条？几个关键节点谁负责？如何确保命令得到贯彻？

他还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果下令清场——他希望永远不需要下这道令——部队里的军官和士兵会不会拒绝执行？

让一支军队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开枪从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命令。

这一关他用了一个多星期来处理，他和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就防止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想了许多预案，从社区预警、游行报备到内务部维持秩序、对运动去激进化等一系列措施。

在1989年末，苏联内务部的预算直接上升了32%，一半用于改善警察福利待遇、确保国家暴力机器执行机构的忠诚，一半则用于建立预警机制体系。

做完这件事之后他才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前把北平之行的成果一一落实下去。

PS：牢苏国内的目田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处理，现在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将广大人民群众拉向建制派，做完这些才会找个契机处理的，这个真得碾，像萨哈罗夫这目田知识分子提出的逆天提议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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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 日本

利库路特案达到了高潮。从去年六月川崎市那个副市长受贿被《朝日新闻》捅破到现在整整一年。这一年里，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地被从那张受贿名单上翻出来。每翻出一个就是一场政治地震。

内阁官房长官藤波孝生辞职，劳动大臣高石邦男辞职，法务大臣和三辞职，大官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名单太多了，7000多号政商界的名单足够CIA和克格勃操作很久，竹下登首相是最大的那个名字。

竹下登这个人在日本政坛里算是个相对温和的角色。他不是鹰派，他在经济上是务实的，在外交上是稳健的。

他知道日本经济这个泡沫有多危险——他认为日元必须加息，必须给这个疯了一样膨胀的泡沫踩一脚刹车。他还觉得日本此刻的再武装化走得太快太危险了，需要降温。

可恰恰是这些判断让他成了一个谁都不喜欢的人。

日本国内的财团不喜欢他——因为目前财团已经发现，当今日本的矛盾已经变成了“因为没有主权而不得不被外国欺辱”，而非经济发展的内部斗争，竹下就是个投降派，是叛徒、内奸、国贼！要被天诛！

美国也不喜欢他——你要加息？你加了息日元就会更强，日本的出口就更有竞争力，日本那些挤占美国市场的产品就更便宜！而且你要是真把泡沫踩破了，那美苏精心布的那个局就提前泄气了。美国可不允许日本自己给自己放气。

利库路特案的那根绞索就是在这个时刻被勒到了竹下登的脖子上。

竹下登收了利库路特接近4亿日元的政治献金，这个数字在日本一众腐败的政商高层中的金额不算大，可对一个首相来说足够了。

6月28日，竹下登首相宣布辞职，继任的是宇野宗佑首相。

宇野宗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本身就没什么政治根基，坐上这个位子靠的不是能力，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各派系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人推上去趟这摊浑水，就让这个最不会碍事的人先顶着。

果然，宇野宗佑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因为一桩私生活丑闻下了台。然后换上了海部俊树——又一个弱势首相。

从竹下登到宇野到海部。在日本经济最关键的、广场协议II执行的关键年份里，日本的首相平均任期不到三个月，走马灯一样地换。

那就不要怪日本的未来也开始走马灯了。

没有一个首相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去翻案，没有一个人有胆量站出来说“我要给日本的泡沫踩刹车”。

政治家自身难保，谁也顾不上宏观。日本这辆往悬崖开的车的刹车被拆了，而驾驶座上换了一个又一个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去找一脚刹车的人。

日本正向地狱里冲，无人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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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巴黎

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密特朗总统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峰会——他把G7峰会跟法国国庆搞在了一起，凯旋门下旗帜飞扬，一排排的军队和彩车走过香榭丽舍大道。

这是密特朗的舞台，这一刻他不是一个共治时代的跛脚总统了，他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骄傲的化身！

这场峰会真正的新闻不在阅兵式上，而是因为G7变成了G8。

这是冷战铁幕落下以来，北约G7峰会首次邀请对手参加。

至少在此刻，对于各国来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苏联以“全球复兴合作伙伴”的身份受邀出席了G7的部分议程。密特朗是力推这件事的人，他跟斯拉瓦的关系从一年前那次巴黎访问以来一直在升温。

法苏之间的农业合作、技术交流、外交默契...让密特朗在欧洲各国元首中成了“跟莫斯科走最近的那个人”。让苏联进G7，是密特朗在这个二百周年的大日子上，给自己和法国加的分。

这场峰会落地了两件事。

第一件——货币协调磋商机制正式机制化。

听着很枯燥，它的意思翻译成人话是这样的：之前那套美苏联手操纵日元汇率的暗盘不太光彩，每逢日方在谈判桌上硬一硬白宫就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苏联日元买盘就发动突袭，这毕竟有些下作。

现在这种行为需要光明正大化，美国认为可以从一份秘密备忘录升级成一个正式公开的国际制度。

它被包装成各国央行之间的政策协调。本质上是给日本央行的手又多加了一副手铐。

现在日本央行想加息、想给自己的泡沫踩刹车，就得先“协调”。

至于“协调”的结果？不必多言。

第二件——苏联对日本的资本准入拿到了G7的背书。

苏联的外经银行先前获准在东京开设分行，苏联被允许在日本发行武士债——也就是用日元计价的债券。现在G7各国也要分一杯羹了，法国、英国、西德都要把手伸进日本的金融市场里去。

可日本怎么办？谁来救救日本？

日本的代表团也在巴黎。他们来这里是抱着一点最后的希望来的，希望G7的其他成员国能帮日本说句话，能在汇率问题上给日本一点喘息的空间。

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美国没有帮他们，美国是那个在给他们套绞索的人，怎么可能帮他们？

欧洲没有帮他们。欧洲尤其是法国和西德正在跟苏联走近，苏联是它们眼下最需要经营的关系，它们不会为了东京去得罪莫斯科。

更让日本代表团心寒的是苏联堂而皇之地坐在了这张桌子上。一年前，苏联还是G7门外的人；现在它坐在里头了，而且它进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大家分赃。

日本代表团里的随员安倍晋三坐在长桌的末端做着记录。

他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看着那个货币协调机制被写进最终公报，看着苏联的外经银行拿到东京的准入许可，看着日本首席代表在文件上签字，他感到无比的屈辱！

1982年，安倍晋三因父亲安倍晋太郎出任外相而当上外务大臣秘书官，86年安倍晋太郎卸任外相准备参选首相，他是清和会会长、是真实历史上的首相第一顺位，只因这次的利库路特事件出局。

没错，利库路特受贿案如果没爆出来，安倍晋三他爹就能当首相了。

现在安倍晋三明白了：日本从来就不是这张桌子上的玩家，日本是筹码。

美国、苏联、欧洲...那些真正的玩家在这张桌子上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拿日本来当筹码的。日元升值？好，日本出钱！

货币协调？好，日本的央行被铐住！

苏联要进日本的金融市场？好，日本把门打开！

苏联要卖资源？好，日本出钱建产业然后拿利润付钱！

每一道，每一步，日本的利益被一片一片地切下来分给那些坐在桌子上头的玩家！

而日本——日本只能坐在那里，签字、配合、微笑、鞠躬。

因为它没有独立自主的资本。它的安全靠美国，它的外交看美国的脸色，它的经济被美国和苏联联手操纵。

一个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在这张桌子上永远不是玩家，只是筹码。

大概这便是一战时期国民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时的感受吧。

安倍晋三坐在巴黎的会议室里，看着窗外凯旋门的轮廓在暮色里发暗。

他想起了小时候自己的祖父岸信介对他说的话。岸信介是二战前满洲国的官僚，战后曾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但未被起诉，后来重返政坛，于1957年至1960年担任日本首相。

他任内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推动修订《美日安保条约》，引发了大规模的安保斗争抗议运动。

“一个跪着的民族，如果想站却站不起来，绝不是因为腿断了，那是因为脖子上有别人的脚。”

安倍晋三回到东京之后辞了外务省的秘书职务。几个月后，他加入了一个右翼团体。

像他这样的人在日本正越来越多。

PS：有时候查询历史中的那些人物关系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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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下半年 各国外资全面登场东京。

苏联的外经银行在东京有一次大规模地发行武士债。武士债是用日元计价的债券——日本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买下这些债券把日元借给苏联；苏联拿到日元之后去买日本的资本品——机床、设备、技术运回国内用。

这一进一出苏联得了两头的好处。一头，它吸走了日本银行里那些过剩的无处可去的资本，这些银行正被泡沫撑得快要爆，钱多得发慌急需找地方放。苏联的武士债给了它们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出口。

另一头，苏联用这些日元去买日本的机床和设备，直接推高了日本企业的利润——日本的产品卖得更多了，利润更好了，股价就更高了。

股价更高泡沫就更大。苏联在日本金融市场里做的每一笔生意都在给这个泡沫加温。

同时，苏联在远东开设的纳霍德卡经济特区在纽约证交所挂牌。日本的汽车厂、电子厂、轻工业企业整厂整厂地搬到滨海边疆区去。这个规模比斯拉瓦最初在莫斯科餐厅里跟日本财团谈的时候大了好几倍。日本的产业外移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河。

而斯拉瓦还放了一个更大的诱饵——OGAS“十年计划订单簿”。

苏联宣布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只向日本企业开放的OGAS基础设施建设采购计划。

计算机、通信设备、精密仪器...这些苏联自己造不了或者造不好的东西，苏联都打算从日本大批量采购。

这份十年订单簿在东京的证券交易所里引发了一阵狂欢。

那些拿到了OGAS订单的日本企业股价应声飞涨，分析师们编出了一个新的词——“苏联故事”。

在东京的交易大厅里，苏联故事成了最热的题材。哪家公司跟苏联沾了边、拿到了苏联的合同、在远东建了厂，它的股票就往上蹿！

泡沫里的人不知道自己在泡沫里。

他们以为苏联这片新边疆是一座永远挖不完的金矿，以为OGAS那份十年订单簿是实实在在的永远不会落空的收入保证，他们在这个故事上押了大注、再大注。

苏联用先前发的债大举采购日本的资本品——机床、半导体设备、加工中心...每一笔采购都直接推高日企的利润和股价。等到将来泡沫破的那天，苏联手里攥着的就是机器，而日本手里攥着的，是一堆跌成废纸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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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日本央行的人事迎来了一场政变。

说是政变，其实在日本这套体制里只是一次正常的人事任命。但正是这次正常的任命，拆掉了日本经济最后一脚可能的刹车。

12月7日，日本央行总裁澄田智卸任。按照惯例，下一任轮到的是三重野康。

三重野康是个鹰派。他一直对泡沫深恶痛绝，他的立场很明确——必须加息，必须踩刹车，再不踩就来不及了！他一直在等这个位子。等他坐上去，第一件事就会把利率往上拽！

可他没坐上去。

G7的那个货币协调磋商机制在这一刻派上了用场。以国际政策协调为由，外部的压力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到了日本首相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