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博里茨基
头半年,部委被OGAS和工人苏维埃改革的政治势头压着,没敢明着反抗;可部委不会凭空消失,它转入了暗中。
部委手里攥着物资分配权,就对听话的企业优先供料,对不听话的卡脖子——OGAS看得见这种偏向,可OGAS只能看见,不能纠正,纠正得靠政治权力。
它还学会了拿“安全”、“保密”当挡箭牌,把一些企业的数据从OGAS的网络里剥出去,理由个个正当。
效果就是这张全国大网上开始出现一个个盲区。它甚至开始往工人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塞自己人!
形式上是选举,背后是部委的政工系统在做工作,一年下来,相当一批企业的苏维埃主席,都成了部委的人。
配套的体系更是拖了后腿。生产这一头跑起来了,可批发供应那一套还停在七十年代。工厂能造,买原料还得靠老关系、老门路。
OGAS明明显示着这个厂缺某个零件、那个厂正好有库存,可没有一套机制能让这批物资真的流动起来——分配权还死死攥在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和部委手里。
结果就闹出个怪事:数据上是合理调配的,实物上还是按老路子走的。OGAS眼看着要从一个决策系统退化成一个挂在墙上好看的展示系统了!
而最让斯拉瓦后背发凉的是消费品的供给开始吃紧了。
这是计划经济的通病,压力全部在供给和生产上。
生产率提升了,工人收入涨了,可收入往上涨的速度还是超过了消费品供给往上涨的速度。
这大半年的改革见效主要在机床、钢铁、化工这些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工业的改革相对滞后,工人手里多出来的那些卢布主要去抢已经摆在货架上的那点东西,而不是有新的东西供出来。
可偏偏物价是行政定死的,供不应求就不表现为涨价,只表现为更长的队、更空的柜台、更多的走后门。
到1987年6月,已经出现了一些大城市里的居民抱怨——钱是挣得比从前多,可拿着钱买不着东西!
买不着东西,钱就只能存起来。储蓄所里居民存款的余额,正在飞快地往上窜。
斯拉瓦清楚这是一颗埋着引信的炸弹——这些买不出去悬在账上的卢布,一旦哪天市场上真出现了能买的东西,不管是正经商品还是黑市货,都会在一瞬间汹涌而出!
这会制造出一场爆炸性的通货膨胀,在另一条时间线上,这个国家就是这么被掏空、被引爆的!
他的版本也许能晚来一两年,可那台机器的运转逻辑,分毫不差。
不行,还得改革!
把这一摞调查材料看完,斯拉瓦关起门来又把那班数理经济的专家召到了一起。
“同志们,”他开门见山,“我们之前那套改革方向是对的,但它在往一个危险的地方滑。问题的根子是我们把激励直接挂在了工厂自己能控制的产量和利润上——
人一旦发现‘我上报什么数字决定我拿多少钱’,数据立刻就脏了。
我们固然可以将传感器部署在生产线上,这个东西我们几年前就做过了,结果呢?
传感器是物理设备,安装、维护、校准都掌握在工厂手里。我们的工人对付计件统计的经典手法是就是让计数器空转、用磁铁干扰电子设备、在传感器前反复触发同一个动作让它多记。
我们的全国信息网络再先进,最末端的传感器仍然是物理可篡改的。这还需要专门的对抗设计——但我们现在只是在技术上解决问题,技术上解决只是解了燃眉之急,我们得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
他和专家们磨出来的这套骨架分了几层。
最底下一层,是把企业重新定义成负责生产的数据单元,而不是利润中心。
企业不再“经营”,它只“执行”和“反馈”,它不再有那个把产品自主拿到市场上卖的权力,所有的产出都进全国统一的物资分配网。但这个分配是动态算出来的,不是国家计委拍一次脑袋管一整年。
这便是OGAS的优势——实时传输数据并动态调整决策。
企业里每一台设备、每一批原料、每一道工序的数据实时上传,这传上来的东西不是给工人看奖金的,是给系统看库存、看瓶颈、看产能的。
价格也不再由市场撮合出来,而是由“影子价格”算出来——线性规划里那个对偶变量本身就是价格,这是坎托罗维奇院士1939年就证明了的东西,他1975年拿诺贝尔经济学奖靠的正是这个。
说到坎托罗维奇,斯拉瓦停了一下。这位苏联自己的数学家、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今年四月刚刚故去,没能等到他的理论被这个国家真正采用的这一天。
在另一条时间线上,坎托罗维奇的影响力一直被压着,他那套最优规划的思想被当成“数学游戏”束之高阁。
斯拉瓦决定,要在新的法案和宣传里公开把这位刚刚离世的院士的地位抬起来——
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天才埋没了几十年,现在到了该还债的时候了!
中间那一层是激励机制必须推倒重做。
奖金不能再挂在利润上,得换几样性质不同的东西组合着来。
先把激励从产量挪到质量和瓶颈贡献上去——控制论算法能算出哪个工人、哪个班组的产出对缓解全网的瓶颈贡献最大,这种系统级贡献是工人自己看不出来的,必须由全网算出来,奖金挂在这上头造假就没了意义,因为造假抬高的是局部那点数字,可系统级贡献是全网一块儿算的。
第二样则是把非货币激励的分量拉满——住房、子女教育、疗养院名额、紧俏消费品的优先购买权...这些在苏联本就比卢布顶用,OGAS可以按系统级贡献给人分配,这比发卢布更不容易催出通胀,叙事上也更对社会主义的胃口。
第三样,用集体激励替掉个人激励,班组、车间、企业一层层的集体奖励,能避开南斯拉夫那种工人死盯着分红的毛病,又能把集体主义的劲拧起来。
还有比较激进的第四样——劳动时间银行。超额的贡献可以换成缩短工时延长休假,而不是换成钱。这一下既避开了消费品供给的压力,又给了工人实实在在的好处,控制论上管这叫“用闲暇来平衡消费”。
最上面那一层是给工人苏维埃重新定位。
斯拉瓦不再让工人苏维埃去管利润分配那套南斯拉夫的玩意儿了。在新的架构里,工人苏维埃头一个职能是当数据真实性的群众监督机构——
工人能看见本厂、邻厂、上下游的实时数据,苏维埃的责任就是揪出数据造假,这才是把信息化和群众路线缝在一起的真正用法。
第二个职能是本地工艺改进的提案和试验权——工人最懂自己那道工序,苏维埃可以提改进的法子,在实践评估之后给表彰给回报,这接的是斯大林三十年代斯达汉诺夫运动和合理化建议的传统。
第三个职能是劳动条件、安全生产、福利分配这些跟工人切身相关又不动摇计划体系的事,这些可以交给苏维埃自己拿主意。
至于投资、定价、利润分配这些系统级的大事,工人苏维埃不能碰,它只是这张数据大网上的一个节点。
先前戈尔巴乔夫开了个企业双轨制的头,现在斯拉瓦让专家们彻底砍掉了。
所有产出都进计划分配,但这个计划是活的——传统计划经济的死结是计划一年一定、定完就过时,OGAS要做的是把这个计划周期往死里压,理论上能压到周甚至压到天——当然,现在的技术水平最多只能压到一个月。
但这已经比一年结算一次强到不知道哪去了!随着OGAS系统的铺开和基建设备的提升,总有一天他们可以将计划周期调整到以天为单位。
在未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将会由控制论算法基于全网的实时需求动态下达,而消费那一头的需求,则通过零售点的终端实时往上传——
这本就是格鲁什科夫当年最初的设想。
这套东西一旦真转起来,市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系统已经在干市场该干的那份资源配置的活,而且理论上干得更好——没有信息不对称,没有投机,没有垄断寻租。
但大家都明白最难啃的就是消费品的分配。这是OGAS这条路上最硬的一块骨头,专家们争得最凶,反正至少二十年里联盟做不到。
最后磨出来的未来方案是争取在2004年——即苏联第十五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做到给每个公民发一个电子账户,记着基于劳动贡献的积分。
商店是数据节点,每件商品的库存每一笔购买的记录都实时往上传,系统根据需求预测来调配生产和物流——理论上能把短缺消灭掉,因为短缺意味着系统预测失败,是可以靠算法一遍遍迭代消掉的。卢布作为辅助的核算单位留着,可消费的主渠道是积分加计划供应。
这套东西在八十年代的算力和基建水平下做梦都做不出来,可斯拉瓦带着另一条时间线的知识知道该往哪儿砸资源——泽列诺格勒的半导体基地是现成的,关键是别再让它闷头去仿制IBM,得给它指一个对的方向。
一份看得过去的方案总算是磨出来了。
————
方案磨出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斯拉瓦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条OGAS的路在政治上比戈尔巴乔夫那条市场化的路还要难走十倍。
在另一条时间线上,格鲁什科夫的OGAS被毙掉原因从来不在技术。
部委不肯把信息和决策权交给一个中央系统,这是最大的一道坎。
毕竟,统计造假本就是部委赖以生存的工具,真数据一上网,等于把所有人的底裤都扒了!
克格勃也对一张覆盖全国的信息网有着本能的安全顾虑——这网一旦织起来,克格勃自己也在被监控的范围里头。
好汉可不想被好汉查。
还有最要命的一条——党的领导地位怎么办?
如果决策是算法做出来的,那党的政治权威又依据什么?算法吗?算法又由谁控制?技官治国吗?
要推这套东西光有经济方案不够,斯拉瓦得给它找一身刀枪不入的政治铠甲。而这身铠甲,只能到一个地方去找——列宁。
斯拉瓦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起了列宁选集。他要搞清楚一件事:
他要搞的工人苏维埃管理企业,到底是合了列宁的初衷,还是违了列宁的初衷?
因为这事一旦被政敌从意识形态定性成“违背列宁主义”,他这个靠政变上台根基还没扎稳的总书记,立马就有的是麻烦。
翻下来,他发现列宁关于苏维埃的思想根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逐步演变的。
1917年的列宁是他梦寐以求的那个列宁。
那一年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道: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不是议会,是苏维埃,苏维埃兼立法、行政、监督于一身,一切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
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高于熟练工人;
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1917年的列宁把苏维埃定义成了经济管理机关,讲苏维埃要管生产、管分配、要工人监督生产。
斯拉瓦读到这儿立马拍案——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
可往后翻画风就变了。
1918到1921年的列宁是另一副面孔。这个列宁主张一长制,主张专家治厂,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泰勒制,主张严格的劳动纪律——这跟“工人苏维埃管理企业”是有冲突的。
毕竟当时苏俄还处于内战之中,政权都要被打垮了哪管你苏维埃啊,战时共产主义取代了一切。
再往后到了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列宁一边搞新经济政策,一边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把要求把经济管理权交给工会的“工人反对派”定性成了“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偏向”,给摁了下去。
斯拉瓦合上书揉了揉眉心。这就是他必须正面去趟的那条历史的雷区——他要搞的工人苏维埃管理企业,在历史上恰恰是被列宁亲手定性为“工团主义偏向”打掉的方案。
这一晚他没让年导走,两个人就着办公室那盏台灯把这套意识形态的弹药一点一点地配了出来。
“我看我们的关键不在有没有违背列宁,”年导思索着,“关键在哪个列宁是正统。你是总书记这个话语权在你手里,可你得主动出击把这块阵地抢下来。”
斯拉瓦首先把1917年的列宁立成正统——公开地讲,斯大林以来那套一长制、专家治厂、干部特殊待遇,是对当时列宁思想的偏离,而他斯拉瓦是回归者。
然后他要解释那个1918到1921年的偏离,承认列宁那几年确实主张过一长制,但要论证清楚那是十四国武装干涉、白卫军内战、工业崩溃、工人阶级人数锐减、文化水平极低这种特殊条件下,革命不得不采取的暂时退却。
更何况,列宁自己反复说过一长制是暂时的,1923年他晚年对官僚化的那种深切忧虑,恰恰证明他始终没忘1917年的初心。
列宁没有击败时间,但是时间已经证明了他的正确。
1921年列宁摁住工人反对派核心的理由是两条:工人文化水平不够,工人阶级数量太少。
斯拉瓦要论证的就是这两条到今天都不成立了。苏联的工人阶级已经从1917年的几百万涨到了今天的上亿,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人阶级;苏联工人的受教育水平远超1921年。而最关键的是1921年列宁说:
“国家管理可以简单到任何识字的工人都能掌握。”
这话在当年确实是空想,因为现代大工业的复杂、整个国民经济的盘根错节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工人的认识能力,所以那种管理只能靠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靠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
“可是今天,”斯拉瓦兴奋地翻动着列宁全集,“信息化把这个前提给改了!工人坐在终端前面就能实时查到生产数据、库存数据、别的单位的运转情况。列宁在1917年描绘的当年只能当远景看的苏维埃民主,第一次在物质技术上成了现实的可能。”
列宁1917年的设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技术条件,斯拉瓦带来了技术条件,所以列宁的初心可以兑现。
这下逻辑说得通了!完美!
当然雷区还有不少。托洛茨基的问题、1956年匈牙利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那些被镇压的工人委员会、南斯拉夫工人自治那顶修正主义的帽子、还有民主集中制里“民主”和“集中”的那点张力...
斯拉瓦必须得和这些划清界限:南斯拉夫放弃了统一计划、放弃了党的领导、把企业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市场主体,而他这套恰恰是靠全国信息化让计划经济达到南斯拉夫人做梦都达不到的科学水平,党的统一领导一根头发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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铠甲配好了,可斯拉瓦没有急着把它套上全身亮给整个党看。
他太懂这个国家了。一篇全面铺开的纲领性文件砸下去,要是国内反应不对,那就是骑虎难下。
他决定先试一试水——让党的宣传部门发一篇评论员文章出去,探一探国内的风向,看看那些老党员那些部委那些知识分子,对工人苏维埃到底是个什么反应。
文章选在了6月20号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
题目叫《论苏维埃民主在新的历史阶段》。
它从七十周年的根本问题问起——苏维埃政权的未来在何处,直指现实里人民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日益深刻,干部队伍里特殊阶层正在腐蚀党的肌体,又把矛头引回根本——回到列宁,回到1917年。
它一条一条地复述巴黎公社那四条原则,然后对着现实发出诘问:
我们的厂长是工人选举的吗?我们的部长可以被工人代表随时撤换吗?我们的高级干部和普通工人是同等工资吗?
它承认了那个1918到1921年的“暂时退却”,把斯大林把临时措施固定成永久制度的那段历史提了一嘴,措辞克制地解释了为什么过去七十年没能回到1917年——根本原因在物质技术条件不成熟。
然后,它重温了列宁那个伟大的公式——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
现在,可以把这个公式发展为:苏维埃政权 + 全国电气化 + 全国信息化 = 共产主义。
文章写道,这不是对列宁的修正,而是对列宁的发展,是把列宁主义带入新的历史阶段。
它讲了新阶段工人苏维埃的基本方向——重建实质性的工人苏维埃,核心职能是基于数据监督参与本企业的工艺、安全、福利决策,而企业的生产任务、价格、投资仍由国家计划机关在全国信息系统的辅助下统筹,党的领导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
它还专门辟出一节回应了那几个躲不过去的指责——“南斯拉夫道路”、1921年的“工团主义偏向”、民主集中制——把自己和铁托主义的根本区别、和分散主义的根本区别切割清楚。
苏维埃政权万岁!全国电气化与信息化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国内会怎么反应?那些尝过了改革甜头又被改革隐患咬过一口的工人会怎么想?那些被OGAS扒了底裤正在抵抗的部委会怎么跳?那些被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喂养了一年多、满脑子想着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又会怎么办?
他斯拉瓦等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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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这篇文章的标题落进了另一群人的眼睛里。
苏联第十九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在即,这场几乎汇集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盛会中国会派出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包含邓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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