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神爱世人，魔只爱神
可这个原本落后的国家，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居然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如此规模的社会改造，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
对那些在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苦苦挣扎的革命者来说，苏炎的成功具有开天辟地一般的意义。
深吸一口气，埃德加好似能够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那种独特的气息——那是新时代的气息，在这个属于全体劳动者的时代，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缕空气，好似都香甜不已。
带着这份感动与敬仰的心情，他再度来到这个国家，他要去探索和记录这个国家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真实的变化，将苏炎的故事带给全世界！
他的第一站，便是魔都。
在魔都，埃德加采访的对象之一，叫做张空山，一家国棉纺织厂的工人。
张空山出生在魔都的一个小职员家庭，父亲原本在一家杂粮房做账房，收入不差，他本可以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但是，他的父亲在旧社会染上了大烟，迅速耗尽了家中仅有的积蓄，母亲则在他出生后一个月便因产褥热去世，留下尚在襁褓中的空山孤苦无依。
年幼的空山被送到镇江，交由亲戚抚养。
在他13岁那年，因军阀政府的战争行动导致物价飞涨，养父母一家无力承担生活的重压，养母便带着空山来到魔都，想要从他的亲生父亲那里借点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可张父有着无利不起早的性子，见空山已经十三岁，算得上是一个劳动力，不用费手脚照顾了，便把他养母打发了回去，从此，张空山便与过去根本不认识的亲生父亲生活了。
两年后，苏维埃政权解放了上海，杂粮行的老板跑了，张父失业了。
空山还有个姐姐，张父便将其带到空山的姐姐那住，过了不久，张父与空山的姐夫大吵一架，就此离开，不见踪影，空山的姐姐收留了他。
时间来到了1921年，空山在邻居的介绍下进了一家服装店当学徒。
张空山说道：“说是学徒，实际上是【童奴】，进店第一天要磕头烧香，签了契书，而这所谓契书的本质。就是手工行业的卖身契。”
农业有地主和农奴，手工业中也有老板和童奴，这便是一种旧社会的生产关系。
“契书规定了我要当三年学徒，而且期间的患病生死都与老板无关，如果三年之内要走，还必须赔饭钱及其他损失。而当学徒的月规钱甚至只能买一块肥皂！”
埃德加在笔记本上迅速记录下张空山的话，皱着眉头询问道：“那个时候，魔都不是已经解放了吗？”
张空山回答道：“魔都解放了，但这种解放一开始只是名义上的解放，就像是农民的头上换了一个县老爷，农民感觉不到什么不同，下面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
他的认识非常有见地。
“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下子就什么都变化了，这不符合实际。在解放的初期，旧社会的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变化，它们也不可能主动去改变。
而我们国家的任务，就是要逐渐扫除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三大领域的，那些落后的生产关系，让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情，不会再重演。”
说着，张空山回忆起过去的岁月，声音变得沉重。
“我还记得刚到服装店的第一天，早上扫地时，老板就没头没脑地掴了我一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
他说我不应从里往外扫，扫了他家‘财气’，要从外往里扫才能把‘财气’扫进来。
真见鬼，垃圾还得倒到外面去，不是将‘财气’倒掉了？
但是在那种日子里，我哪有说理的权利，眼泪只能往肚里咽。”
张空山继续叙述着他那艰难的生活：“除了店里的活，我还得扫地、淘米、洗菜、带小孩。一到冬天，手上都裂口，直流血。烧饭用多少米是老板娘定的，只够他们一家和师傅吃，我则只能站着给他们添饭，轮到我吃的时候，只剩下一点锅巴和菜脚了。
睡的地方也没有，热天睡在案板上，冷天蜷缩在柜台下面的箱柜里。”
说到这里，空山稍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随后他讲述道：“那时，魔都虽然已经解放了，不过国家把大部分的资源和力量都用在应对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上了，资本家没有改造， 店里还和解放前一样。
不过，工厂里的气象，顿时就不一样了，苏炎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工人翻了身，积极性很高。
那时的国际劳动节、建党节，工人们都有大游行，来定制劳动服的特别多，店里特别忙，经常要加班到夜里一两点钟。”
说着，空山冷声道：“我还记得，晚上11 点多时，老板和师傅到对面饭店吃点心，规定我要锁三套劳动服眼子和钉好纽扣，才能吃一碗小馄饨，可我从来没吃到过这种空心馄饨！
一方面是活太多，一套中山装上衣有九粒眼子、裤子有五粒眼子。另外一方面是东要叫你有个差事，西要又有个差事叫你，不能让你安心干活，结果，我只能每天饿着肚子做夜班。
由于睡眠严重不足，我经常把针扎进手指，十指连心，疼啊。有一次我在熨衣服时打了盹，老板看到后，直接将一碗浆糊连碗猛扣在我头上。瓷碗碎片嵌进头皮，鲜血满面。那次伤疤至今还留在我头上。
用竹尺抽打， 手掴耳光那更是家常便饭。我记得有一次，老板的儿子去学校，我背着他。雨后马路积水很深，他却总在我背上敲我的头。我一气之下将他摔进了水里，当然我自己也是少不了挨顿揍的。
这种毫无尊严的非人生活，我咬牙硬挺了两年，没当老板的面流过一次泪！”
说到这里，张空山的声音变得激昂，其中却流露出一股深深的坚韧与倔强。
埃德加静静地听着，笔记本上的字迹逐渐密集。
他充满同情地询问道：“那之后呢，这样的生活，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的？”
张空山立刻回答道：“我记得很清楚，就在1923年，战争胜利后！国家便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
埃德加微微点头，他当然了解这个运动。
1923年，苏炎获得反帝战争的胜利，正式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不过，他本以为这个运动只是类似那种政治上的反腐运动，却没想到，这居然与张空山，还有千千万万和他遭遇相同的无产者的生活，息息相关。
第203章 无产者翻身了，做主人了！
“当时，我还在那家服装店里做学徒，老板还是那个样子，压榨得我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可就在这个时候，市里派来了‘五反’工作队，专门到我们阳普区的工业系统来发动群众。”
张空山的语气中透出一股难以掩饰的兴奋：“工作队一到，就立刻开始组织我们开会，带我们上街刷大标语，还给我们详细讲解‘五反’的意义，启发我们的觉悟。
那时候，老板还借口店里忙，不许我参加这些活动，但不知怎的，我这时突然有了一股劲，心里憋着一股子大胆的勇气，什么也不怕，照样出去刷标语。”
说到这里，张空山的声音带上了一丝自豪。
“后来，工作队还发了布告，说在运动期间，不许扣发工资，不许开除工人，也不许打人。看到这些，我的胆子更大了，再也不怕老板了。”
埃德加专注地记录着张空山的每一句话，有所触动。
在阿麦国这些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司法、立法，还是执行机关，往往都在各个方面向资产阶级倾斜，保护这些“老板”的利益不受损害。
劳动法虽然存在，但资本家一旦违反，所付出的代价往往微不足道，甚至可以通过拖延、敷衍等各种手段让无产者迫不得已放弃诉讼，所谓“法律”保障的工人阶级的权利也常常沦为纸面上的空谈，而若工人拿出法律条文据理力争，不仅资本家会发笑，连法官都会发笑。
但在苏俄、苏炎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情况却完全不同。这里的法律明确地站在无产者一边，国家机器的运行也以保护和提升无产者的经济、政治地位为目标。
而大部分党员干部在对待这些“老板”和对待无产者的态度上，也截然不同，对前者敌视，对后者友好。
“五反”运动便体现了这一点，这个时候，苏炎国内的各个行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存在老板、资本家。
而“五反”便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的意志，便是要压制私人资本、打压并逐渐消灭资产阶级的力量，便是要让各个地方的无产者，一扫之前被压制的情况。
在旧社会里，像张空山这样微不足道的学徒工从未敢想象自己能反抗老板的权威，旧社会的制度也只会镇压他们的反抗，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国家告诉了他们，这个国家便是他们的后盾，老板敢和他们对着干，就惩罚老板！
这让无数如张空山这样的无产者，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作为无产者的价值和力量，也一步步地有了底气，逐渐有了勇气去抗争、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
埃德加意识到，这种心态、行为的转变，不仅代表着物质上的解放，更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解放。
“解放”一词，在这里，变得鲜活了，充满了生动的现实感，赋予了他和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人们以希望和力量。
张空山的讲述还在继续。
“在工作队的启发下，我听到了以前从来没听到过的道理，明白了只有共产``党和沐书记才是我们这些被人看不起、被欺负的穷人的大救星！我们这些穷苦大众，只有在今天，才能这样扬眉吐气！
以前，我从来不敢讲话，可是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竟也敢和工作队一起宣传‘打倒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些大道理了。”
说着，张空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自豪的笑容：“我甚至还揭发了老板大量偷税漏税的罪行。那时，大量的订制任务都是老板带我到工厂，单位里去量尺寸、接生意，都叫我记在练习簿子上，从不上账。等到运动深入开展时，老板还企图混水摸鱼，把账本和发票全都烧掉，却反诬是我烧的。这种拙劣的手法，工作队一戳就穿了。
在运动的后期，‘五反’工作队还吸收我一起工作。当时政策是，根据运动揭发的情况，核查后分别定案为‘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四类。最后，我们老板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
在颁发定案书的大会上，会场里坐满了一千多人，而我，那个时候才17岁，就坐在主持台上。
平日里那些一个个凶神恶煞的老板，都低着头，坐在台下等着宣判。那时我的心潮澎湃，简直像是在做梦一样。你想想，一个过去任人打骂，没人瞧得起的穷孩子，竟然能坐在这么庄严的主持台上！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这真的是翻天了！
而当那些老板们一个个上台来领定案书时，完全没有平时的那种骄横劲儿，都是毕恭毕敬，先鞠躬再伸双手。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张空山回忆着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接着说道：“老板打我、骂我，我从没流过泪，可是那天，我真的流泪了，是发自内心的激动的泪水。那一刻我终身难忘，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听沐书记的话，跟着共产``党，永不回头！”
...
埃德加停下了笔，低头看着手中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张空山的言语。
张空山的故事让他被深深地触动了。
“无产阶级，从被压迫到觉醒，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是什么促成了这样一个过程呢？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它的答案。
我不仅在记录这个过程，在记录这个时代的缩影，更是在记录着，一份极为宝贵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历史资料。”
他合上笔记本，沉思了片刻后，缓缓自语。
“我不能停下，我要继续！
我要去了解更多的属于无产者的故事，我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在这么一个国家，无产者翻身了，做主人了！”
第204章 苏炎是搞承包，还是搞合作化？
炎国的革命分两步走，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社会主义革命。
苏炎建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被打倒，炎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下一步便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也分两步走，一个是经济上的革命，主要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另外一个便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前者，因为有非常完备的历史经验作为参考，苏俄和苏炎两国的领导的认识很清晰，指导得较好。
在苏俄，弗拉基米尔等领导者根据历史教训，一开始就实行了抑制富农的政策。
在农村，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农民要么朝着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逐渐破产成为贫下中农，要么朝着资产阶级的发现发展，成为富农、地主。
在农村，发展生产力自然有两条路，通过走资本主义的路，让大部分农民破产成为廉价劳动力，用所谓生产积极性的神话制造一小撮的富农地主，把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到这一小撮人手中，购买农业机械，开发农业资本。
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不可能选择走这种路，这是一种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实质上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强化资产阶级的力量，会让无产阶级丢掉政权。
他们当然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让农民建立三级合作社，通过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通过农业合作化来积累资金，逐步建立农村工业，购买农业机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农民也就成为了农业工人，这就消除了工人与农民两个阶级的阶级差异。
这种选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权在农村必须扶持贫下中农的力量，在在各个方面都打击富农。
在历史上，苏俄一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造成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剧烈，以至于富农这群农业资本家控制了农村、控制了粮食。
他们的力量很强，不仅制造了城市饥荒，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与苏维埃政权公然对抗，甚至还扶持了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布哈林，希望制定更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自上而下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主宰。
有了这种教训，苏俄并没有实行新经济政策，他们借用苏炎的历史经验，搞了一个苏俄版本的三大改造，用了五年，到1922年的时候，便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期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粮食危机，没有出现宰杀耕牛等大规模毁坏生产资料的现象。通过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贫下中农逐渐成为农村的中坚力量，而富农的势力则被逐步削弱，少部分富农势力冒头搞事也很快被镇压下去。
虽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依旧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苏俄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较为圆满的成功。
而有了苏俄的经验，苏炎的成果就更加丰厚了，只是用了三年，便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城市，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体系，在农村，三级合作社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在其他任何条件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仅仅是通过合作化改变生产关系，就让粮食产量同比提升了百分之十以上。
而在完成这一壮举后，苏炎便迎来了新的挑战。
在农村建立三级合作社制度，虽然是迈向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却并不等同于在农村建立了真正的全民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意味着企业生产的产品和利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和分配，无论是苏俄还是苏炎，在工业中都实现了这一点。
然而，农业不行。
苏炎的农村地区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历史上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和宗族势力的影响深厚，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普遍较低。
而且，在许多地方，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不足，社员之间的利益矛盾时有发生。一些合作社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社员们对集体经济的信心也因此受到影响。
这一切都说明了，苏联的农村没有实现全民所有制的条件。
所以，在农村，合作社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主要属于社集体所有，这只能算是一种“社集体所有制”。
在农村问题方面，苏炎要克服的困难，远比苏俄要多。
在这一背景下，苏炎领导层开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实际上，早在“三大改造”时期，苏炎内部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他们认为，苏炎“三大改造”的速度太快了，隐患太多，这会导致生产力跟不上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因此他们提议，应该至少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的时间，稳扎稳打，先发展一段时期的生产力，有了足够的生产力，就能水到渠成实现苏炎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农业合作化。
这种声音以姜道离为首，而且获得了李维林、陈秀全、周学圣等一众革命老将的支持。
不过，李润石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搞一个“过渡阶段”，而这种过渡阶段的实质，就是想发展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绿灯。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苏俄的实践证明了，在一定时期，生产关系可以反过来支配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可以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的走向。
所以，可以通过在农村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而后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生产力也有两种，一种是前进，搞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要么倒退，搞一个所谓的“过渡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
沐源坚定地支持李润石的观点。在书记局会议上，他公开点名批评了姜道离，指出了其主张的危害性，他强调苏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容拖延或倒退，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姜道离在压力下做了公开检讨，承认了自己认识上的不足，表明了态度。
而再加上苏俄也成功完成了“三大改造”，有了这位苏维埃兄弟的铁例作为实证，姜派反对的声音也就消失匿迹了。
而在三大改造完成后，随着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浮现，姜派再度发声了。
姜道离亲自率队调研了全国几十个省的一百多个农村，深入了解了合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最后撰写了一篇详尽的报告，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若干问题》。
在书记局会议上，他公开作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报告，直指当前农村合作化进程中隐藏的深层次矛盾：农民对合作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合作社管理中的问题、地方干部执行政策时的偏差等。
这些问题的披露，让农业合作化的前景显得不再那么明朗了。